作者：邵鸿

　　研究汉代军事史和思想文化史，必须研究兵阴阳家。汉代一切军事活动，都深受术数与兵阴阳学的影响和支配，战争不仅表现为激烈的武装冲突，同时也是术数的诡谲对抗。从兵阴阳家的发展史看，汉代上承战国，下启魏晋，是兵阴阳家进入全盛和重要的转折时期。同时，兵阴阳学对汉代政治和思想文化也有深刻影响。近二十多年来，大量战国秦汉时期的兵阴阳文献出土面世，考古和古文字学界的学者多有整理和探讨，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和机遇，但历史学界尚少相应的工作[ 2 ]。本文试就汉代兵阴阳家的发展及其对汉代军事的影响，以及两汉王朝对兵阴阳家的基本政策略作讨论，敬祈读者指正。

　　一

　　有关战争的巫术和军事术数，和战争的历史一样古老。中国先秦军事术数已相当繁复发达[2]，到战国时期，传统军术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影响、改造下，兵阴阳家逐渐产生和发展。

　　所谓兵阴阳家，《汉书·艺文志》中有经典的描述：“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以为助者也。”顺时、刑德、斗击、五胜云云，表明兵阴阳家实际上是在阴阳五行框架支配下的多种术数形式在军事理论和实践中的运用或延伸; 而“假鬼神以为助”，则意味着一切借助鬼神的方术巫法在军事上的应用，也都可以归入兵阴阳的范围。兵阴阳家既包含了以往各种军事术数，诸如卜筮、占星、占云气、占梦、祭祀、禳祷、诅咒、厌胜和形形色色的杂占、巫术等，又与以往军术不同，兵阴阳家是阴阳五行化的军事术数，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军事术数史进入了新阶段。

　　战国社会的巨变和战争的激烈，使兵阴阳家的发展极为迅速。正如《史记·天官书》所说：“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工忧患，其察禨祥，候星气尤急。”汉代承其余绪，兵阴阳家继续发展。

　　第一， 大批兵阴阳家著作问世。

　　汉代是中国军事著作创作高峰之一，汉初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共得兵书 2 82种，“定著三十五家”[3]; 至东汉初，《汉书·艺文志》收录兵书53家，790篇，另有 2 2家，45 2 篇或省去，或入他类。兵阴阳家著作随之大量出现。《汉志》著录兵阴阳家 2 3种，数量似乎不多，但这不仅没有包括东汉时期的著作，而且可以肯定只是此前同类著作的一部分，因为考古发现的多种此类文献并不在其中。以最重要的几次发现为例：湖南长沙马王堆、山东临沂银雀山和安徽阜阳擂鼓墩汉墓出土术数文献都在 2 0余

种以上，其中可归入兵阴阳家者有：马王堆《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刑德》（甲乙丙三种）、《辟兵图》、《阴阳五行》（甲乙两种）; 银雀山《地典》[4]、《雄牝城》、《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及拟题《占书》中的若干种[5]; 擂鼓墩《五星》、《星占》、《刑德》（甲乙两种）。仅这几项，合计已在 2 6种以上。这还未包括汉代源源不断涌现的各种虽非兵阴阳的专门著作，但同样包含有大量兵阴阳内容的术数文献。以堪称汉代星占大全的《史记·天官书》和《汉书·天文志》为例，其所述大部属于军占。据统计，《天官书》的星占学内容共有 32 2 款，其分布为：

　　用兵 2 42 44.2%

　　年成丰欠 49 2 5.3%

　　凶或有忧 22 6.9%

　　丧 2 9 5.9%

　　国利、昌、得天下 2 7 5.3%

　　王者恶之或有忧 2 5 4.7%

　　其他（土地得失、

　　内乱、盗贼等） 57 2 7.8%

　　引自江晓原：《星占学与传统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 2 992年版，第74页。

　　上表中，用兵接近总数的一半，另一些类别也往往与军事相关。星占学因其特殊地位与一般民间术数关注的问题侧重有所不同，但上述数字总是说明了当时术数书籍通常都与军事有密切联系。《汉书·艺文志》“术数略”下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6类 2 90家、2528卷中的许多书籍，与兵阴阳家往往难以绝然分别。有些书，象“五行”下的《风后孤虚》20卷和《五音奇胲用兵》23卷等，其实更应移入“兵书略”的“兵阴阳家”。

　　在同时代的兵书里面，也有大量兵阴阳文字。典型的例证是，汉代十分流行并不断增补的《孙子兵法》，《汉志》著录82篇，十三篇之外的69篇军术色彩十分浓厚[6]。类似的还有《太公兵法》，军术文字颇多，仅在《通典》第 2 62卷引文中，就有62条云气占文，因而汉末《六韬》竟被视为《洪范五行传》一流的“阴阳纬侯”之书[7]。另外从西汉后期逐渐盛行起来的纬书中，此类内容亦夥，如《河图帝览嬉》：“月与太白相过，月出其南，阳国受兵。月出其北，阴国受兵。”《春秋》

汉代的军事术数保障，则是通过以下体系来实现的。
　　第一，平战结合的国家术数人员。汉代中央政府九卿之一的太常属下，有太史令负责天文气象占候，太卜令负责卜筮（后省并太史），太祝令负责祭祀穰祷，均六百石。另有诸多巫觋散在宫廷和一些国家部门，如长安诸祠官有女巫，又有梁、晋、秦、荆、九天诸巫，“皆以岁时祠宫中”。又有河巫祠河于临晋，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等等。[45]她（他）们平时为朝廷和王室服务，战时则是胜利的特殊保障者，这一点上面已经说到。其中，太史令一职最为重要。太史为王朝最主要的占候职务，机构颇为庞大。其属员据《汉官》有：“太史待诏三十七人，其六人治历，三人龟卜，三人庐宅，四人日时，三人易筮，而人典禳，九人籍氏、许氏、典昌氏，各三人，嘉法、请雨、解事各二人，医一人”; “灵台待诏四十一人，其十四人候星，二人候日，三人候风，十而人候气，三人候咎景，七人候钟律，一人舍人。”太史必须经常、及时地向皇帝和朝廷报告占星望气的结果，对军政大事发生影响。与军事有关的例子如：《汉书·王莽传中》：天凤六年春，“莽见盗贼多，乃令太史推三万六千岁历记，六岁一改元，布天下。” 《王莽传下》：地皇四年“十一月，有星孛于张，东南行，五日不见。莽数召问太史令宗宣，诸数家皆缪对，言天文安善，群贼且灭。莽差以自安。”《后汉书·灵帝纪》：冀州刺史王芬等人谋诛诸宦官，“会北方夜半有赤气，东西竟天，太史上言，‘北方有阴谋，不宜北行。’帝乃止。”有时，太史还直接以施术者的身份介入军事行动，如武帝时太史奉灵旗“指所伐国”。

　　第二，知晓军术的军官队伍。汉代军官多晓占候禳辟之术，这首先是因为当时尚未形成后代那种固定的文武分职，在朝廷，诸臣经常要领兵远征; 而地方重要的行政官员如县令、长，郡守和州牧，均是法定的一地最高军事长官。汉代长吏多由经术进，而士人研习术数蔚然成风，因此当他们成为将领带兵上阵时，并不缺乏兵阴阳素质。而且作为军官，看来他们的职业训练中也不乏相关内容，至少他们中的许多人平时较注意学习和研究兵阴阳家的著作。银雀山一号汉墓主可能是一个下层军官（司马），墓中出土大批兵书特别是兵阴阳家的典籍，应非偶然。有迹象表明，精通术数在当时就是堪为将才的标志。《后汉书· 王景传》：景先祖王仲，“好道术，明天文。诸吕作乱，齐哀王襄谋发兵，而数问于仲。及济北王兴居反，欲委兵师仲，仲惧祸及，乃浮海东奔乐浪山中”; 《汉书·宣元六王传》：淮阳王钦欲有所为，有人荐言“闻齐有驷先生者，善为司

马兵法，大将之材也……驷先生蓄积道术，书无不有，愿知大王所好，请得辄上。……王得书喜悦”。此外如苏竟为代郡中尉，杨春卿“善图谶学，为公孙述将”，董扶任蜀郡属国都尉，许杨为酒泉都尉等[46]。可见，通晓兵阴阳学是汉代军官的素质要求之一。

　　第三，征招延揽军术人才。两汉高级将领，多征辟才士于幕中，术数人才是他们招致的重要对象。这既是补己之不足，也是战斗力的直接贮存。新莽时“卫将军王涉素养道士西门君惠”，试图发动政变失败已如上述，又如：建武三年，名术士郅恽被积弩将军傅俊任命为将军长史，“授以军政” [47]。中平五年，望气者说京师将有大兵，两宫流血，大将军何进的司马许凉、假司马伍宕进言，要天子将兵以为厌胜，何进奏灵帝行之。[48]许、何二人显系郅恽一流的人物。元凤三年，“诏与丞相、御史、大将军、右将军史各一人，杂候上林清台，课诸历疏密”[49]，这些人能同朝廷术数官员一起从事天文占侯和历法校定，自然也是高水准的专家。有些将领帐下，还招致有巫觋之流，“蓍筮常陈于前，巫祝不去于侧”[50]。《太平御览》卷735引《幽明录》： “董卓信巫，军中常有巫。”其部将李傕、牛辅等之好巫，也一点不逊于董卓。

　　在很多时候，王朝也会直接向民间征招军术人才，“拔擢天士，任以大职。”[5 2 ]武帝时，就有所谓“公车方士”[52]; 元帝初元三年，诏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平帝元始五年，征天下能为天文方术图谶兵法教授者，至者数千人。[53]这种举措，在新莽时期达到了高潮。王莽曾“博募有奇技术可以攻匈奴者，将待以不次之位”，又曾“除用征诸明兵法六十三家术者，各持图书，受器械，备军吏”，以征山东。史称前来应募者数以万计，“或言能渡水不用舟楫，连马接骑，济百万师；或言不持斗粮，服食药物，三军不饥；或言能飞，一日千里，可窥匈奴。莽辄试之，取大鸟（鬲＋羽）为两翼，头与身皆著毛，通引环纽，飞数百步堕。莽知其不可用，苟欲获其名，皆拜为理军，赐以车马，待发。”[54]

　　可见，在汉代军队组织中，术数人员具有重要地位，他们作为军中不可缺少的必备人士，主要不是通过设置专职军官来保证，而是通过发挥国家专职术数人员作用和选拔精通术数者成为军官或幕僚来实现的。

(作者：赵光  吴玉林)

金门之战的失利，引起了全军、全国的震动，这次失败在我军战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过去战史上几次失利如长征中的湘江之战、红军西路军的失败及皖南事变损失人数也不少，但却没有一次是全军覆没，而这一次，却损失了全部投入作战的3个团9000多人！
      
       对于素有"小叶挺\"之称的叶飞司令员来说，金门失利是他一生中最难忘却的经历。多年以后，他在回忆录中仍一再感叹：四个团一个营渡海消失了。九千壮士的血染红了海，染红了金门岛！
      
       叶飞说："此役必胜"
      
    1949年10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漳厦战役的胜利。厦门大捷对十兵团，特别对叶飞司令员是一次巨大的鼓舞。叶飞司令员应厦门市委的请求，命令十兵团由同安渡海进驻厦门，攻击金门的战斗交由第二十八军前线指挥部执行。
       
       
              
    素有"小叶挺\"之称的叶飞司令员，由于被繁琐的地方工作牵制了大部分精力，未能像过去历次战役一样，亲自分析、检查、准备，面对韦国清政委的种种疑问，他说："你太多虑了，我的大政委，厦门是敌人有永久性设防工事的要塞，守军是号称‘小白崇禧‘的汤恩伯集团，兵力充足，有海空军支援，都已被我军攻克，而金门岛乃弹丸之地，又没有什么坚固工事，守军名义上是一个兵团，实际上不过两万名残兵败将，说实话，要不是蒋介石严令固守，李良荣早在我军攻克厦门之际就弃岛南逃了。我用二十八军一个主力军，加二十九军的两个主力团攻金已绰绰有余了。我还是那句话：此役必胜！\"
      
    我二十八军前线指挥部受命攻金后，开始了渡海作战准备工作。然而，由于国民党从大陆沿海撤退时，对渔民的船只大肆破坏和掠夺，所剩渔船寥寥无几。这使我军准备渡海作战船只发生困难，直到10月24日才搜集到集中一次可航渡3个团约3000人的船只，这离下达的进攻金门作战的总攻时间已推迟了4天。
       
       
             
    由于无法筹措到一次性航渡6个团部队的船只，第二十八军前指作出了如下预想：第一梯队登陆3个团，纵使有部分损失，船只返回时第二梯队、第三梯队还可以再航渡3个团，这样总共可有6个团大约13000人登陆。
      
    但始料不及的是，这些新筹措的船只上的船员大多是外地人，对航道不熟，又未经统一施训，故指挥调度十分困难。也未考虑敌情和海情的变化以及敌人随时可能增援，更未考虑国民党海、空军较为强大的作战能力。况且，在厦门之战结束时，金门守军已经得到了胡琏兵团十八军的增援，岛上国民党总兵力已达30000人。
   
    第一梯队成功登陆
      
       24日深夜潮涨之时，由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二四四团、八十四师二五一团和二十九军八十五师二五三团组成的进攻金门第一梯队，分别从莲河、大橙岛、后村等地启航。由于渡海前各部队没有进行协同演练，所以，登陆船队一离开码头，即与上级指挥所失去联系，而且在航渡中遭到国民党炮火拦截时，登陆船队间又缺乏协同作战的经验，一些船只在航渡中即被打散。
      
       尽管如此，我第一梯队的3支登陆部队在25日凌晨2点分别登陆成功。左翼二四四团在金门岛琼林、兰厝间登陆成功，抓获国民党官兵100余人，占领了敌十多个碉堡；中路的二五一团先头营在金门岛西北部的安歧以北、林厝以东顺利登陆后，后续营的登陆却遭到敌炮火的猛烈袭击，伤亡近1/3；右翼二五三团在西北角的古宁头、林厝间顺利登陆后，随即向敌发起进攻，于拂晓前攻占了古宁头滩头阵地。
      
       第一梯队登陆成功之前，二十八军前指已分别安排了3名军部参谋负责组织船队返航。临行前，该军副军长握着3位参谋的手说：\"你们别无其他任务，你们的任务就是组织和督促船队抵滩登陆后迅速返航，切记！切记！一定要迅速返航！"可是，登陆部队成功登陆之后，船队却没有返航。
      
       原来，第一梯队船只登陆时，在早晨2点钟左右，是涨潮的最高峰，国民党军原先设在海滩的障碍物多被潮水覆盖，许多船只冲到障碍物的上面，船底被挂住了，部队被迫在障碍物中下水，而船只却一时难以动弹，加上当时敌人的火力较猛，船工们纷纷躲避，各船抵滩也有先有后，等到我军攻占了滩头阵地后，将到处藏身的船工召回返航时，大海已开始退潮，而且退得极快，不一会儿，潮水已经退到10米开外。
      
       这几十艘返航的船只在离开金门岛时，又遭到敌滩头的排炮袭击，不少船只被击沉、击伤。后来，船队遇到国民党海军军舰的拦截，从古宁头返航的船队莫名其妙地误驶入敌军舰潜伏区，后又被我军情报船误当成国民党的增援船队，竟离奇地被我军布置在厦门岛、石码一线的远程炮群全部击沉。
      
       25日上午6时，萧锋副军长、八十五师师长兼政委朱云谦等心急如焚。已经放亮的天空下，留下了一片惨烈的景象：指挥员们隔海看到了在敌军轰炸和炮击中燃烧的船只，原定运送11000人登岛作战的第二、第三梯队计划已经难以实施。无可奈何之中，他们向兵团领导请求立即派船只支援，可此时哪里还有什么船只?

我军的强打猛攻给国民党的守军以极大的杀伤，为了保住台湾岛的前沿阵地，为了给台湾岛留下一个屏障，蒋介石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金门岛。25日凌晨4点，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黎玉玺少将受命率舰队旗舰\"太平"号，自澎湖基地开往金门岛增援。黎玉玺到达金门之前，已令驻守金门岛的国民党海军进行海上封锁。同时，胡琏兵团的十八军一一八师、十九军十四师、十九师五十二团和十一师的一个团，在坦克和炮兵的配合下于25日凌晨从料罗湾登陆。当时，解放军登陆部队离滩头阵地已达十多里路，胡琏看到这一情况，下死命令将该兵团主力十八军投入战斗，来了个反包围，又派迂回部队占领了解放军滩头阵地，切断解放军后撤的退路，并用炮火将解放军登陆部队因潮水退却而搁浅的船只全部击毁。
   
    解放军二四四团长邢永生，带领全团战友一直顽强战斗到25日中午12点，在全团官兵大多牺牲的情况下仍坚守阵地。二五一团的主力则一直与敌激战到下午3点，之后突出重围，与古宁头的二五三团会合。二五一团副团长冯绍堂带领固守林厝的两班战士，苦战了整整9个小时，打退了敌人的7次进攻，后来为保存实力，也主动突围到古宁头与二五三团会合。
      
    我3支登陆部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一齐会合至古宁头与敌激战。整整一天一夜，我军滴水未进，而数倍于我的敌人则仗着人多势众，不断地轮换着包围解放军登陆官兵。就这样，战斗一直坚持到25日的黄昏，官兵们借助夜幕才又赢得了一个有利的作战时机。至此，解放军3个团的登陆兵力已损失半数以上，据岛上步话机的报道，第二四四团仅剩700多人，第二五一团剩下1200多人，第二五三团剩余人数较多，但弹药却十分缺乏。而国民党军队在黄昏前又投入较多兵力，企图将解放军首批登陆部队全部歼灭于古宁头，后被解放军借助夜幕打退。
      
       弹尽粮绝攻击失利
      
    整个金门岛战役，10月25日晚至26日天亮前的一夜，是决定整个战斗成败的关键。当时，面对隔海的金门岛，我十兵团和二十八军前指的指挥员心急如焚。十兵团领导机关一面研究作战对策，一面再度派人搜罗船只。虽经多方努力，所汇集的船只只够载送4个连的兵力。二十八军前指决定由第二四六团团长孙玉秀，率领该团两个连及二五九团两个连，增援金门第一梯队登陆部队，并决定由孙玉秀负责整个登陆部队的指挥。
      
    25日夜间，国民党部队最为担心的就是解放军进行增援，因此派飞机在海面上巡逻，并投掷了大量的照明弹。\"太平"号旗舰也率两艘炮艇往返巡行于古宁头以北的海面上，拦截一切从大陆来的船只，并不断向大陆及古宁头方向炮击。面对如此困境，孙玉秀带领4个连的官兵，不顾炮火袭击，机动灵活，利用夜幕的掩护躲过了国民党海空军的巡查，终于在25日凌晨3时分别在湖尾乡和古宁头登陆成功。
      
       4个连分成两部分，从湖尾乡登陆的孙玉秀带领有二四六团的两个连，一登陆即歼灭了国民党军1个营，随后又向双乳山一带推进，并积极与第一梯队取得联系。从古宁头登陆的二五九团的两个连，一上岸就走进被国民党部队封锁了的区域，他们只得利用火力占领了几个碉堡，然后依据这些碉堡顽强抗击了整整一天，直到26日夜间弹尽粮绝而失利。
      
       26日凌晨，我第二梯队登陆的孙玉秀与第一梯队登陆部队取得了联系。不过，由于第二梯队增援人数实在太少，众寡悬殊且四面受敌而无法改变战局。26日，是我进攻金门岛极为悲壮的一天。天亮后，岛上的情况急剧恶化，经过休整的国民党驻岛主力部队，又一次在海空军掩护下向古宁头、林厝、埔头一带猛烈反扑。据当天上午接到登陆部队传来的报告称，我二五一团、二五三团现存人数不过数百人！
      
    26日上午，胡琏兵团赶到金门，和汤恩伯等一起到前线督战。国民党步兵对古宁头久攻不下，胡琏、汤恩伯等要求台湾派飞机对村中建筑猛轰狂炸，再用坦克炮和火箭筒逐一抵近民房射击。
      
    26日深夜，早已弹尽粮绝、两昼夜未进粒米的我登陆部队已难以支持，孙玉秀、邢永生、刘天祥、田志春、徐博、陈利华在一个山沟里举行了临时作战会议，鉴于我军登陆的10个营已伤亡5000多人，已没有完整的连和营，决定将所存部队分为几股打游击，同敌人周旋到底。22时，二十八军前指在毫无办法可施的情况下，电告登陆部队，为保存最后一分力量，希望前线各级指战员机动灵活，从岛上各个角落，利用敌人或群众的竹木筏及船只，成批或单个越海撤回大陆，我们沿海各地将派出船只、兵力、火器接应和抢救撤回的人员。26日深夜之后，二十八军前指与登陆部队的联系逐渐中断。27日凌晨，我二五三团团长徐博来电说，该团一营600多官兵已在古宁头全部牺牲，剩余的150多人和二四四团的70多人正准备到海边找船，这是二五三团最后一次来电，之后，就音讯杳无了。二五一团团长刘天祥最后一次同军前指通电说，我的生命不长了，为了革命没二话，祝首长好，新中国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刘团长的话还未说完，耳机内传来一阵爆炸声，刘团长光荣牺牲了。
   
    26日午夜，我登陆部队在夜幕的掩护下向北突围，在海边寻船未获的情况下朝东南方向转移，准备到山区与敌人长期周旋，以等待后续部队的到来。27日上午，这部分官兵被敌发现，随即突围至双乳山附近。接下来再度与敌遭遇，激战中，我官兵又一次完成突围。然而，我完成突围的官兵遭到了国民党海军军舰的炮击，这些军舰绕到古宁头北面海上，用舰炮向地面炮火射击不到的死角轰击，在敌海陆武器的夹击下，有武器的官兵一直战至牺牲，没有弹药的官兵被俘。至27日上午10点，金门战斗基本结束。
      
    金门战斗结束，我少数突围成功的官兵仍坚持在山区打游击战，一直到28日下午，我军官兵仍在山崖、浅滩处与敌军周旋，在二四六团团长孙玉秀的带领下，悄然到达沙头。遗憾的是，在沙头附近再度被国民党军队合围，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孙玉秀负伤后自尽，其余战士全部被俘。我二四四团团长邢永生负重伤后被国民党军队包围，被俘后不久即牺牲。我二五一团团长刘天祥牺牲后，政委田志春率50人打游击，终因弹尽粮绝被俘。我二五三团政委陈利华在打游击中被包围，战至最后牺牲。另据台湾出版的战史称，二五三团团长徐博隐藏在山洞一个多月，靠夜间出来到农田中挖番薯过活，后经国民党部队反复搜山而被俘。至此，我登陆部队包括船工、民夫在内的9086人，除部分被俘外，大都壮烈牺牲。
      
       叶飞含痛请求处罚
      
    金门之战的失利，引起了全军、全国的震动，这次失败在我军战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过去战史上几次失利如长征中的湘江之战、红军西路军的失败及皖南事变损失人数也不少，但却没有一次是全军覆没，而这一次，却损失了全部投入作战的3个团9000多人！金门失利后的第二天，二十八军副军长萧锋和政治部主任李曼村，面色惨白、失声痛哭地来到兵团叶飞司令员的办公室。叶飞司令员惨痛地对他们说："哭什么，哭解决不了问题，现在你们应该鼓励士气，准备再攻金门！这次失利，我身为兵团司令员，由我负责，你们回去吧。\"萧锋、李曼村刚刚离开叶飞司令员的办公室，叶飞就收到了第三野战军的批评：\"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最大者，其主要原因是因为轻敌和急躁所致。\"同时，要求十兵团"将此次经验教训深加检讨\"。
      
    11月1日，十兵团党委扩大会在厦门老虎山洞召开。叶飞在会后给陈毅司令员起草电报，并报中央请求处分。毛泽东当时表示：\"金门失利，不是处分的问题，而是要接受教训的问题。\"11月8日，毛泽东又提出：\"以3个团去打敌人3个军，后援不继，全部被敌歼灭，这是解放战争三年多以来第一次不应有的损失。\"中央军委同时命令叶飞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准备再次攻金。1950年，美国悍然入侵朝鲜，毛泽东决定停止解决金门的任务，集中全力剿匪。这样，叶飞将军和我十兵团的将士失去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

（文／徐焰，国防大学教授、专业技术少将)

 当年人民解放军进行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虽时间、规模有限，却是一次军事政治双胜利的大捷。前些年有所谓“实录”的作者曾凭想像对这一战况做了不切实际的报道，一些书籍、小报和网站还予以转载，造成以讹传讹和一些凭空揣度评说。为了对历史和读者负责，我们特请军事史专家、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撰文，着重从武器装备的使用说明这一仗的真相。1962年10月至11月间，人民解放军西藏、新疆军区部队分别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对入侵印军进行了自卫反击作战。此前，中国正面对经济困难和安全环境恶化的不利形势，印度尼赫鲁政府乘机制定了“前进政策”，派兵蚕食入侵一直属于中国的新疆阿克赛钦地区。在一再劝告、警告无效后，毛泽东毅然做出了反击的决策，解放军参战部队在反击战中大仗、小仗均出手即胜，又严格遵守了政策和纪律，如同毛泽东所总结的那样，“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政治军事仗”(《解放西藏史》第496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在战斗中，部队很好地实现了“人-武器”的最佳结合，尤其是充分发挥了手中轻便装备的威力，在人称“世界屋脊”的高寒地区创造出辉煌战绩。

为限制冲突规模，主要使用步兵武器和队属轻便火炮

新中国成立后，战略重点长期在东部而不在西部，对边界争端历来强调和平解决。1959年5月间，面对印度在西藏全面叛乱发生后掀起反华浪潮.毛泽东亲自修改了中国驻印大使致印度外交部的书面谈话，开诚布公地说明“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向在东方，而不在印度；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当代中国外交》第17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政府被迫决定自卫时，仍从争取中印恢复友好关系的长远角度考虑，把反击作战只定位为边界冲突，从不将其称为国家间的战争，两国外交关系也一直保持，为限制作战规模尽量不动用空军。

中印边界的东、中、西三段均在青藏高原边缘地带，东段因自然条件略好能展开几个建制师部队，西段属高寒地带一般只能以小分队行动。作战前沿距印度北部铁路网终端不过一百至几百千米，距中国当时的铁路终端却有两三千千米，有光荣战斗传统且数量众多的人民解放军就此遇到了一个有劲也难使的“瓶颈”:在反击战中，解放军投入了藏字419部队(后恢复第52师番号)和第11、第55、第130师(属第54军建制)，以及西藏、新疆军区的边防分队，其歼灭、击溃了印军六个旅，以较小代价打出了国威军力。

中印双方参战部队总数相差并不大，但由于中国军队在重点攻击地段集中了兵力，因而形成了局部优势。两国军队的装备对比，也是各有长短。印军轻重武器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军装备.还有部分美国、加拿大武器。中国军队的步兵武器为五十年代进口的苏式装备或国内仿制品，较印军要先进一代。印军在前沿虽有直升机、运输机和进口的山地汽车保障，东西两段又有少量坦克配合，距后方基地较近。却因工程保障能力差，难以将重装备运到前沿。解放军的工兵、步兵却能发扬修筑康藏线的光荣传统，以爆破和突击施工将急造军路修到前沿，保证了汽车牵引的榴弹炮和运输车辆能够进入作战第一线。

初战克节朗河时，解放军集中十几门120毫米迫击炮和几十门轻便的无后坐力炮、82毫米迫击炮，掩护步兵成功实施了正面突破。当面印军第7旅因公路未修通，只有空投下的4门英制75毫米山炮(其中2门还因损坏不能使用)、4门106毫米迫击炮和队属的81、51毫米迫击炮实施火力支援，每门炮只有二十至三十发炮弹，在中国军队火力准备开始时就遭压制。攻击西山口前.解放军的三个炮兵团通过突击打通的简易公路进抵前沿，用122毫米榴弹炮(题图)的火力压制了印军的24门88毫米榴弹炮，有力掩护了步兵攻击。

中印边界作战期间，印军有作战飞机800架，主力为英国“堪培拉”式战斗机.同中国空军的主力机种米格一17性能基本相当。中国军机总数虽多，但在战区附近可用的机场很少，印度却有靠近边境的完善机场群。印军自认为空军能在战区形成优势，其政府却考虑到其首都等大城市在中国轰炸机飞行半径之内，担心遭受报复性空袭而未敢实施空中攻击。中国方面为避免扩大冲突，本着“你不用我也不用”的原则，未出动空军支援地面部队:在双方互不空袭的情况下，中国军队后方的漫长运输线不受威胁，更能充分发挥步兵武器的优势。

中国“五六式”步兵武器首次亮相大显威风

新中国成立时工业基础还不及印度，却有计划经济能集中财力办大事的优势，在五十年代迅速建立了完整配套的基础工业和军工体系。印度虽能同时引进多国武器，却忽视自主发展而依赖进口，武器来源杂乱，成了美、英和加拿大等国军火商的旧货处理站。中印边境作战时的武器交锋，也成为标准化的中国“国产品”与型号杂乱的印军“舶来品”的较量。

赫鲁晓夫上台之初为争取中国支持，改变了斯大林时代只提供旧品的方式，对华提供了苏军现役装备和生产技术。1955年苏联对华提供了统一使用7.62x39毫米口径子弹(苏联称M43弹)的AK一47自动枪、西蒙诺夫(C一41)半自动步枪和捷克佳列夫班用机枪的资料和生产设备，翌年中国全面仿制成功，分别定名为“五六式”冲锋枪(其实是自动步枪)、半自动步枪和班用机枪。同时，中国仿苏联“勃克”一2(RPC一2)火箭筒制成五六式40毫米火箭筒.作为连支援火器。因装备费有限，解放军重点部队在1959年至1962年才首先完成换装，赴边界参战的部队正是全军第一批在战场使用“五六式”的单位。

中印边境多数地段山高路狭，解放军参战部队运动时只能随身携带枪支、火箭筒、无后坐力炮及少量迫击炮，弹药因靠人背肩扛也很难多带。“五六式”枪支射程适当，中间型子弹因重量轻可多配，在此特殊地形条件下可发挥其优点。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在植被少的高寒区最利于在数百米外精确瞄准射击，单兵每一基数可携弹120发，能保障持续战斗。五六式冲锋枪火力猛.400米内也有相当精度，可称“小机枪”。五六式班用机枪由100发弹链供弹，火力持续性好，能有效封锁敌地堡枪眼并杀伤远距离运动之敌。在接剿作战时，印军第62旅旅长辛格率四人逃跑，被五六式班用机枪的一个连续射全部打倒毙命。五六式火箭筒在攻坚时被称为最适用的武器。这种单兵携带武器能紧随步兵冲锋，在百米内可准确打击敌地堡，据统计被其击中的火力点无一复活。

此时印军装备的步兵武器杂乱，多数步枪为二战前英军的标准装备李·恩菲尔德式，系手动枪机，射速很慢，且因长形弹重量大，每人只能携带90发子弹。冲锋枪主要是二战时英国仓促大量生产的斯登式，使用手枪弹，有效射程不过50米。害怕近战的印军士兵在近距离遭攻击时大都只顾逃命，使其配备的冲锋枪未发挥多少作用。印军的轻机枪为二战时英国、加拿大生产的布伦式，虽射程远，子弹杀伤力较大，却只有30发弹匣.火力持续性差且运动不便。不过，固定阵地内配置的印军机枪对解放军攻击部队还有一定威胁，如10月10日序战时解放军击退印军一个连并歼其20多人，却因轻敌而冲锋队形密集，遭对岸机枪扫射伤亡33人(亡11人，伤22人)。印军配备的英式7.7毫米维克斯重机枪(水冷)和美式勃郎宁重机枪(气冷)都很笨重，只能配备于固定阵地，在一再败退时枪、弹尽遭抛弃。印军虽大量装备美制M20式88.9毫米火箭筒，却因处于消极防御状态而几乎无用。此外，印军武器来自不同国度，如其步兵枪支口径标准即有多种，子弹不能通用，被称为后勤补给的灾难。战后许多印度军政耍员也哀叹本国陆军在独立后的十几年“受到后娘般的待遇”，从装备看完全成了一支落伍的军队。

解放军在中印边境反击战中取得了“五六式”的实战经验，也对这一系列装备充满了自信心。不过这次作战对武器的成功使用.也有其特定环境的局限。苏军四十年代装备C一41半自动步枪后不久.即感不适应现代战争中步兵武器高射速的趋势而撤装。中国军队通过中印边境作战却感到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精度好，适于远距瞄准射击，又节省弹药，其后十几年间在步兵部队中一直让正副班长配冲锋枪(自动步枪)，普通战士配半自动步枪，1979年的南疆作战却证明，战斗员在热带丛林地带发现敌人大多在50米之内，此时最好的办法是以自动枪发射弹雨扫射，射速慢的半自动步枪反应不灵。经过南疆作战的新实践，解放军步兵才统一改换自动步枪，此后的步枪发展也确定了小口径、高射速的方向。

勇气加技术装备才能形成最强战斗力

武器效能的发挥，靠的是使用者的素质，当时中印军队的最大差距恰恰在于官兵的战斗素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中国军队的传统是“有什么枪打什么仗”，能发挥主动性和刨造性，根据实际有效使用武器；印军却是一支有浓重殖民地雇佣传统的军队，战术思想呆板，官兵普遍以应付差事的观念对付战事，使本来就显落后的武器更难以发挥效能。

解放军在中印边界参战的部队大都有光荣的战斗历史.从1956年四川康巴叛乱发生至1961年藏区平叛结束这五年间，又积累了丰富的高寒山区作战经验。部队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官兵士气高涨，自觉地决心为保卫祖国奋战。当时干部、多数正副班长和一些老战士普遍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新入伍的年轻义务兵在战前通过几个月训练也能熟练掌握武器。

解放军能在地形复杂的高山峻岭一再迂回成功.印军却只能呆板地守在道路沿线，除了士气和战术水平外，重要原因又在于中方的武器选用注重轻量化，抄用英国正规战法的印军在武器及编制配备上都不适应当地需求。解放军不像印军那样有空投补给，团以下单位却能靠人力骡马携带全部武器弹药，在人称“猴子也通不过”的无道路地段长途穿插。在东段的反击作战中，部队主要的战法是先迂回分割敌军再予追歼。在西段反击中，主要战法是抵近攻击拔点攻坚。参战部队充分发挥了步兵武器和便携支援火器适合近战夜战的特长，经常突然出现在印军面前，在“狭路相逢勇者胜”的交锋中无论士气还是火力都能压倒敌人。

作为东段印军主力的第4师，原来也是英联邦军队中的王牌。在1942年北非著名的阿拉曼会战中.该师迂回了隆美尔的德意非洲军后路，被英国统帅蒙哥马利称为表现最好的部队，在中印边境反击战期间，印军最精锐的第4师中还有四分之一的老兵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虽熟悉手中武器.却都年过四十，既缺乏冲锋的勇气又体力不支.印军士兵又都系雇佣的职业兵，只求养家糊口而不明作战目的，作战时士气低落。其官兵还普遍没有节约弹药和独立作战的观念，往往发现远处目标就马上射击，打光子弹、炮弹后又依赖呼唤补给..当擅长迂回的中国军队切断其后方补给线时，许多印军马上陷入粮弹均无的状态:当那些“蓄长须，扎银色头巾”的“胡子兵”遇到普遍不到二十岁的中国“娃娃兵”攻击时，除有工事依托者还能作抵抗外，其余都是拔腿即逃，跑不动时便弃械举手就俘.在一个多月作战中，印军被俘便有3900人，中国军队却无一人被俘。

解放军在反击战中特别注重发挥近战夜战的特点，与印军遭遇时即使数量不占优势，也差不多都能用随身携带的轻便武器迅速将其击溃。如32团第2营先头部队在11月20日凌晨与印军第48旅廓尔喀联队第6营在查库遭遇时，马上在夜暗中向印军猛冲。部队冲进村后，先以40毫米火箭筒将7辆满载弹药的印军车辆打燃爆炸，印军2辆美制M3A3坦克企图逃跑，前面一辆马上被两枚火箭弹击中起火，另一辆的乘员丢弃坦克逃人密林。在弹药车爆炸声动地、火光冲天的查库镇上，印军未能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即四散窜逃。

解放军参战部队充分发扬人的勇敢精神和主动性.对武器还有一些刨造性的使用方法。为有效摧毁敌火力点，攻击部队在解放军战史上继一江山岛战斗后又一次使用了火焰喷射器.主攻连队可配属2-6具。当时所用的58式火焰喷射器采用火药燃气喷射，有效射程可达50米。喷火手为有效歼敌，发挥敢于近战的传统，经常抵近敌仅20米处喷射。当时使用40火箭筒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发射时因有后喷火而在复杂地形上使用不便，在难以找好后喷夹角而战况又很紧急的情况下，射手往往宁可烧伤自己腿部也马上向敌人开火。第130师在瓦弄攻坚战时，75毫米无后坐力炮手因灌木太高难以支起炮架.便用背包带把炮身绑在树上发射，连续摧毁敌人四个地堡，成为炮兵战史上罕见的奇观。

一点启示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是一场规模、时间都很有限的边界作战，在惩罚性打击的目的达到后.1962年11月21日中国政府突然宣布停火，随即将部队撤回到1959年实际控制线本侧20千米内。长期以来国内许多人对撤军不理解，很大程度上是不了解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以及战区的地理和后勤供应的难度，确属“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当时在战区很难就地补给，靠后方两条长达数千千米的砂土路面的高原公路保障供应，一辆运油车驶到前线往往自己就要消耗近半车油，想保障大军长时间作战是难以想像的。在这一地带作战速打速撤，我国不仅能很好地显示和平诚意，被一些外国舆论称为“潇洒之极”，在军事上也能居于主动而避免陷入被动。

毛泽东曾估计，中印边界上打了一仗，可以争取十年的边境安定。事实证明，战后几十年来，中印边界局势一直是比较稳定的，这便达到了自卫反击作战的主要目的。这次边境反击作战的经验，也对后来我国的国防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借鉴资料。

2008年08月04日 14:08中国网

（郭晓兵 现代国家关系研究所）

突厥曾是历史上横行亚洲中部的一个游牧民族，擅长冶炼，曾被柔然称为“锻奴”。在南北朝时期建立强大汗国，后分裂为东、西两部，隋朝及唐初为中国中原王朝重要边患。东突厥前汗国为唐大将李靖所破，后汗国为回纥首领“怀仁可汗”所灭，西突厥为唐大将苏定芳所灭。国破之后，突厥余族与汉族和新疆各少数民族融合，不复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存在。西征的突厥后裔建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为现代土耳其国家前身。现在新疆主要少数民族其语言虽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在族源上却与古突厥族关系不大。

突厥斯坦是19世纪以来欧洲地理学家对古突厥人发源地——锡尔河流域的称谓，后含义扩大，泛指中国的新疆地区及前苏联的中亚地区。前者被称为东突厥斯坦，后者被称为西突厥斯坦。像福摩萨之于台湾，MACAO之于澳门一样，东突厥斯坦也是一个具有殖民主义色彩的词汇。

“东突”分裂主义的思想根源

“东突”恐怖主义为“东突”分裂主义的极端形式，其思想根源为“两泛”——“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两者均滥觞于19世纪后半期。

“泛伊斯兰主义”源于阿富汗，首倡者为哲马鲁丁·阿富哈尼。他宣扬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民族应该联合起来，抵御基督教国家的进攻，建立政教合一的“大伊斯兰帝国”。奥斯曼帝国统治者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有意借其恢复专制统治，扩大在穆斯林地区的影响，曾加以大力鼓吹。

“泛突厥主义”源于沙俄统治下的克里米亚半岛，创始人为鞑靼人伊斯马伊勒·伽斯普林斯基。他主张生活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至阿尔泰山脉之间所有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联为一体，组成一个“大突厥帝国”。20世纪初期在土耳其执政的土耳其青年党曾将其奉为圭臬，试图建立一个土耳其苏丹为首的奥斯曼大帝国。

在这个时期，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也开始传入新疆，土耳其人艾买提·卡马尔和从土耳其留学归来的麦斯武德为这两种思潮的代表。30年代初期，麦斯武德、伊敏等在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基础上，逐渐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和政治纲领，并发起了东突厥斯坦运动。

伊敏在这个时期所写的《东突厥斯坦史》后来被东突分裂分子奉为经典。他们鼓吹“东突民族”有近万年历史，其祖国“西至北海、红海、黑海以及欧洲，北至北冰洋，东至太平洋，南至印度洋”，“是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民族”，与德国纳粹的论调如出一辙。他们还叫嚣要联合曾生活在中国北方和西域的所有少数民族，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消灭异教徒，驱逐汉族。

“东突”分裂活动的历史发展

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下，“东突”分裂主义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曾屡屡发动叛乱，图谋建立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国”，如军阀马福兴在英、日扶植下建立“南疆回教国”，伊敏建立“和田伊斯兰教国”，沙比提大毛拉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等。

在抗日战争时期，麦斯武德、伊敏、艾沙等“东突”分子在新疆联合政府中占据高位。他们趁机大肆宣传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

新疆解放后，“东突”分裂主义头目惶惶如丧家之犬，逃亡海外。但是他们并没有停止自己的分裂活动，而是改而在国外纠集残余势力，拼凑分裂主义组织。其中有两个集团势力较大:艾沙集团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走狗，而孜牙集团从苏联领取卢布。

从4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新疆境内的分裂分子在国际势力的影响和支持下，制造了数十起分裂事件。其中1962年的“伊塔”事件规模最大，有6万余人在苏联特务煽动下非法越境，前往苏联。

由于国际民族分裂主义思潮的影响，90年代以来“东突”分裂势力的活动又进入了一个高峰期。海外的“东突”组织现在主要活跃于三个地区:一股在中亚各国，一股在欧美和西亚国家，另一股在南亚。90年代以来，他们有了合流的趋势。1992年12月，境外“东突”分子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东突民族代表大会”，加强了各组织之间的联合。会上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国际民族联合委员会，并确定了国名、国旗、国歌和国徽。1998年12月，来自11个国家的“东突”分子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第三届“东突民族大会”宣布成立“全世界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联盟”，自命为境外疆独的“唯一合法代表”，“统一领导世界各地的东突‘革命’组织”，“全力配合东突境内的‘民族解放运动’”。2000年11月，境外一些“东突”组织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召开“第三届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鼓吹该组织是“全世界维吾尔青年的最高领导机构”。在境内，“东突”分子在1996年10月成立了“伊斯兰真主党”，标志着其开始建立统一的组织。

“东突”分裂势力的恐怖主义本质

“东突”分裂主义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宣扬“突厥民族优越论”，主张“杀汉灭回”。像东突厥斯坦解放阵线、中亚维吾尔民族联盟、维吾尔伊斯兰独立运动组织、东突厥斯坦青年协会等组织一直主张用暴力手段完成“东突厥斯坦解放运动”，甚至叫嚣要在新疆境内开展大规模武装斗争。90年代以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在分裂组织的占据上风，开始采取更加残忍的手段，在新疆制造350多起恐怖事件，越来越暴露出了自己恐怖主义分子的嘴脸。

“东突”恐怖势力与国际恐怖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阿富汗、车臣等地参加实战锻炼，然后潜回新疆进行暴力恐怖活动。他们在中亚、西亚、阿富汗等地建立了20余个训练基地，训练了近千名恐怖分子。哈萨克境内的“东突厥斯坦委员会”策划组建一支武装部队骚扰中国边境地区。他们还曾与拉登等国际恐怖分子会面，协调行动，划分行动区域。塔利班遭受致命打击后，在美军战俘营里也发现了“东突”分子的身影。

恐怖主义是困扰当今国际社会的一个毒瘤，“东突”恐怖势力是国际恐怖主义网络重要的一环。世界上所有的恐怖主义都是邪恶的，没有好、坏之分，中国深受其害，所以主张“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某些国家坚持双重标准，对恐怖分子加以区别对待，只会养虎遗患，反噬其身.

揭秘中国歼9项目：歼10枭龙均是歼9发展型战机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8月07日 08:24  航空世界

歼9VI-II方案想像图

1965年601所对歼9气动布局研究时提出的四种机翼形状

    为了进一步提高飞机性能，达到“双二六”的指标，歼9开始演变成为双发双垂尾布局，该方案称为歼9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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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玮

　　歼9的诞生

　　1970年12月28日，中央军委批准将六院601分所改为第二歼击机研究所，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11研究所。而601分所就是为研制歼9飞机由沈阳601所分迁到成都建立的。可以说，没有歼9的研制，也就没有611研究所。

　　歼9设计工作在14年中经历了型号三次上马，三次下马，到了1980年即将进入发图阶段时，结果还是流产了。然而以歼9IV为基础的歼7CP最后发展成了FC-1“枭龙”；以歼9VI“双二五”机腹进气方案为基础则发展出了歼10战斗机。可以说没有歼9，也没有如今令人自豪的这两种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先进水平三代半战斗机。

　　而为歼9自行研制的配套用910发动机已经进入实际飞行试验状态、配套的霹雳4导弹亦已挂机联试，结果也都随着歼9被迫流产。不过这两者都分别逐渐成长为了我国自行研制的新型涡扇发动机和新型空空导弹。歼9可以说是我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目前完完全全自主研制的完整系统，系统的每个环节都成为了如今新产品的奠基石。虽然歼9虽然从来没有飞上过蓝天，甚至没有飞出过风洞。但它是一座丰碑。

　　1964年。这一时期是我国航空工业贯彻执行“通过仿制到自行设计”方针的转折，科研工作的重点开始“以摸透米格--21为中心”逐步转到“以改进改型、自行设计为中心”。航空设计人员在完成第一和第二阶段摸透工作的基础上，针对飞机结构、系统、性能和作用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战术技术论证必要的试验。同时。对加大航程、无级调节锥等7项改进设计进行了大量工作，协调了飞机、发动机、辅机、兵器、材料和工艺等方面的主要技术问题。根据从摸透，改进到自行设计的方针，六院(航空研究院)同意一所(现为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二所(现为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从1964年起搞自行设计的方案，并决定先从改进改型开始。

　　1964年春，六院在一所召开了米格-21和伊尔--28改进改型方案论证会。会上由一所叶正大同志作了改进改型方案的总报告。米格-21主要有7项小改，目的是提高飞机使用性能；伊尔一28主要是换装二所已开始发图的61F发动机，以降低耗油率。加大航程并提高巡航速度。六院院长唐延杰在会议总结中对两个机种的改进改型方案基本肯定，并对改进改型的根据、今后怎样做和应考虑的问题等作了指示。他提出改进改型总的原则是：从摸透、仿制到自行设计都应按照战略方针的需要和自己的水平来进行，从小改发展到大改，要摸着石头过河，循序渐进，初战务求必胜，以争取时间把成果拿到手。同时还确定将米格-21的改进工作分两步走：先改进，后改型。 此外，还结合改型开始自行设计新歼击机的方案论证和准备工作。发动机是设计飞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没有合适的发动机就无从谈设计飞机。 根据飞机的战术技术要求，二所首先提出了双轴涡喷、单轴涡喷和涡扇三类共22个设计方案进行对比，每个方案逐项提供可与飞机匹配发动机的各项数据，每提供一次数据就必须对飞机主要性能作一次估算，并就总体布置情况反馈发动机。而到了23个方案——单发910涡轮风扇发动机方案时，经过飞机估算和协调，认为只有该方案可以满足性能要求。

　　而910发动机也是我国第一次设计大推力发动机，其设计为双轴内外涵混合加力式涡扇发动机。设计最大推力70.6千牛，加力推力121.5千牛，推重比为6，在当时来说是一种性能十分先进的大推力发动机。当时中国已经从越南弄来了一些F一4的残骸，1964年9月在英国范堡罗航展上又把英国斯贝发动机的结构图要了回来，这些重要的参考资料成为了910发动机的基础。而910发动机于1964年10月开始进行初步设计。

　　与此同时，在一所在搞飞机方案时，黄志千、于达康等同志提出，为了保险起见，搞一个利用米格一21发动机的双发方案，并做了些工作，因怕影响二所同志搞910发动机的情绪，没有公开。

　　1964年10月，六院在一所召开单发方案汇报会时，会前丁志远和阎立同志发现有此方案和模型，便反映给唐延杰院长，并要一所一并汇报。会上一致认为本着建院方针和“初战必胜、早日把成果拿到手”的指导思想，应在摸透米格-21的基础上，先搞高空高速和全天候的双发飞机(即后来的歼8)。为了提高飞机性能，二所提出采用高温涡轮技术提高米格-21发动机的推力。六所的荣科同志等表示，一定要拿下高温涡轮。当时；认为，飞机和发动机都同时搞新的，问题很多，把握不大。但是为了支持发动机的发展，同意还搞一个单发飞机的方案。1964年12月初，三机部在北京召开了科研工作会议。会上决定，在研究歼8的同时，着手歼9飞机的研制工作。

　　1965年初，唐延杰院长最后在沈阳确定搞12吨的单发飞机(即后来的歼9)。而这也是“双发与单发”的由来。

1967年，大幅度提高机动性的歼9V方案。

　　1967年，大幅度提高机动性的歼9V方案。该方案采用三角翼无尾布局，翼面积达62平方米。值得注意的是该方案加高了垂尾高度，垂尾缘后掠角大幅度缩小；座舱进行了抬高；而且减速伞已经上移到了垂尾根部。这些在当时都是非常先进的设计。

    第一代歼9

　　1965年初，三机部召开了企事业领导干部会议(即651会议)，会议期间段子俊副部长主持了一个新机研制座谈会。会议要求六院一所要以10%的技术力量进行歼9飞机的方案论证。1965年春。由一所刘鸿志带队，拿着方案到使用部队去广泛调查和征求意见，从鞍山到海南岛的部队同志对歼击机的主要要求是突出机动性和良好的起落性能，并要求小吨位。这就进一步支持了歼8的早上马。

　　1965年4月12日，三机部以三院字第585号文下达了《关于开展歼9歼击机方案论证和设计工作的通知》，要求在两个方面进行方案论证和比较。六院在具体部署中提出力争在6月拿出方案。六院一所根据以上通知精神，立即开始了方案论证工作，并按时提出了初步方案。方案一主要突出歼击性能，兼顾截击作战和对付低空高速目标，最大马赫数2.3左右，升限20000米左右，航程要大，作战半径大于450千米；方案二则主要强调突出截击性能，兼顾歼击作战，最大马赫数2.4～2.5，升限21～22千米，作战半径350千米。两个方案总重量要求控制在1 4吨左右。

　　根据歼9的最初研制要求，1 965年起601开始进行歼9气动布局参数的选择，选出了4种机翼平面形状：前缘后掠50度的后掠翼；后掠57度的三角翼；前缘后掠55度的后掠翼；以及双前缘后掠角的双三角翼。601所对四种机翼平面形状方案均做出了模型，进行了风洞实验。淘汰了前三个方案，又把三角翼的前缘后掠角改为55度。称为歼9IV方案。外形上除机头改为两侧进气外，其余均与歼7、歼8相同。因这种方案对米格-21的改动并不算很大，所以成功的把握性挺大。

　　1 965年8月，贺龙副总理到沈阳视察时，听取了六院一所初步方案的汇报，表示了赞同。以后先后经过了空军对方案的讨论和歼8、歼9两型号专案小组讨论，三机部于1966年4月1日向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呈报了《歼9飞机设计方案》。6月12日，六院一所上报了《歼9飞机研制规划》(讨论稿)。6月14日，国防科委召集由空、海军有关单位参加的方案审查会。经过讨论和审查。会议认为：歼9方案提出有根据，有针对性，性能指标比较先进，是我国赶超国际70年代水平的产品，也是自立更生可以实现的目标。国防科委据此于7月12日向中央军委呈报了《歼9飞机战术技术论证的报告》。此报告经贺、聂、陈、刘、徐各位副主席阅后。于1 966年8月11日经叶剑英副主席批示同意。中央军委在审查了两个方案后，最终决定按第一方案研制歼9飞机，并在设计指标上进行了一定的改动：最大马赫数2.4，升限21000米，最大爬升率200米／秒，最大航程3000千米，作战半径600千米，续航时间3小时。

　　接着。国防科委于8月20日、三机部9月4日分别下达了《关于歼9飞机研制任务的通知》。三机部三院字第1173号通知指出：“歼9飞机是航空工业‘三五’规划中必保的重点项目，是我国继歼8之后，自己完成独立设计的超声速歼击机……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歼击机……因此，我们一定要坚决完成中央军委交给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这是歼9第一次上马。

　　与此同时，与歼9配套的910发动机也于1966年完成了全部图纸设计，年初开始由二所进行样饥试制。此外，配套的205歼击雷达和霹雳4空空导弹也展开了研制工作。

　　但从1 966年第四季度到1 967年初，经过风洞实验发现。歼9IV方案的机动性不够理想，于是又提出无尾三角翼方案，称V方案。该机采用前缘后掠角60度的三角翼，翼面积达62平方米。但飞机升降副翼的刚度和操纵功率问题以及零升力矩带来的操纵困难却难以解决。

　　1967年1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决定：国防研究院自1968年1月1日起正式划归军队系统，由国防科委领导。1968年3月，六院召开了“动员、落实歼9飞机研制任务会议”，决定采用V方案。1968年4月3日，六院军管会和六院以[68]院科字第238号文下达联合通知，批准了歼9总体设计方案；提出：“力争1969年10月1日前上天，”为国庆20周年献礼；并确定了南昌320厂为试制厂。

　　1968年4月，歼9飞机现场设计试制指挥部对V号方案的研制工作作了具体安排。同年6月，由于V方案一些技术问题难以解决，加上国内生产受运动冲击不能正常进行，V方案一直搞不下去，于是六院指示停止了V方案的试制。这就是歼9首次下马。

　　第二代歼9

　　1968年，与歼9配套的91 0发动机初步调试开始，整个调试工作包括运转试车、性能调试、持久试车、高空台及飞行台试验、国家定型试验等5部分。1 969年，20发动机试验机的制造工作也相继完成。

　　1969年2月3日，601所决定抽出部分力量继续进行歼9飞机的研制。1969年10月10日，航空工业领导小组决定继续研制歼9，并决定先试制两侧进气的正常布局三角翼方案，即歼9IV方案，并把试制工作安排在了112厂，要求1971年底上天。

　　1969年7月，中央成立航空工业领导小组，六院划归空军领导。同年8月召开航空工业会议(称为8·25会议)，会上决定尽快搞出歼9飞机来。事后三机部军管会和六院军管会发出联合通知，重新作了部署，要求歼9飞机在1971年上天，力争提前，同时把试制工厂由320厂改为132厂。由此，才产生了成都的601分所。

　　就在1969年的8·25会议后，六院为落实601所(六院重归国防科委后，六院一所更名为601所)与132厂协作，共同研制歼9飞机，六院军管会主任杨劲带领601所数名同志来到成都，与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联系，协商601所来人的住地问题。10月30日，六院向空军党委提出报告，要求将成都原13航校校址作为601和606所三线地址。空军党委批准了六院的要求。601所根据部、院的通知，组成了歼9型号大队(称4大队)，并先后三次派人到成都联系，安排住地。

　　1969年10月，航空工业领导小组听取了歼9设计方案的汇报，决定采用两侧进气、三角翼、正常布局的歼9方案恢复研制。这标志着歼9作为飞机型号在首次停研后，第二次上马，继续研制。

　　根据空军的报告，中央军委在1970年2月批准建立601分所，迁往成都。3月3日空军司令部以[70】司作字第26号文。批复六院军管会并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内容除了同意601所分迁500人左右到成都建立分所外，并通知，按照总参指示，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01分所，代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0804部队。

　　而早在1968年初，六院为贯彻执行毛主席1 967年10月25日批示(即对聂荣臻同志关于国防科研体制改组的报告批示)，就拟定了组建新建的计划，发出了通知。在3月9日发出的[68】院体字6／147号文中，列表组建16个新所，其中第三个新所就是第二歼击机研究所。

　　1970年5月。601分所刚刚迁到成都，六院就向空军司令部提出报告，在报告中，强调加强高空高速歼击机力量，“建议将今年(1970年)5月由沈阳601所分迁到成都的601分所改变为第二歼击机研究所”。同年8月底至9月初，六院在北京海运仓总参招待所召开编制体制会议。601分所与会人员就被称为“二歼所”的代表。随后经中央军委问意，空军于1970年12月20日通知六院，同意601分所改编为第二歼击机研究所，番号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11研究所。于是601分所就改称为611所。

　　1969年10月30日，三机部与六院两个军管会联合通知，明确下达了歼9飞机研制任务后，601所就组成了型号大队，到空军航空兵师等三个战斗部队去调研，征求了对歼9飞机设计方案的意见。601分所迁到成都后，六院军管会主任杨劲在6月就到分所视察，提出歼9飞机为多用途歼击机。6月16日六院以[701院科字第016号文下达了飞机设计的通知，要求歼9飞机静升限为25千米，最大马赫数为2.5，强调了要改善跨声速和1.4倍声速时的机动性。1970年要完成方案论证，1971年完成设计，1972年拿出样机。分所当时虽然处在搬迁初期，但仍然克服了人少和缺乏设备的困难，加班加点地进行大干，并召开了飞机研制协调会(即709会议)。

　　1970年，空军常乾：ten司令员率队来沈阳飞机设计所视察，听取了歼9的汇报，提议歼8是高空高速的，歼9是不是改成一种护航机，降低一些高空高速方面的要求，突出航程和续航时间。随后歼9总师王南寿组织6位设计员带着副司令员的提示到空一师征求意见，听取他们的需求意向，部队表示歼9应该与歼8有所区别，可以搞个护航机。1970年6月9日。航空工业领导小组在北京专门开会审查歼9方案。当提到降低对高度速度要求、加大航程和续航时间时，该提议被空军首长打断，并对歼9的性能指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活动半径要达到900～1 000千米，重量13吨，使用过载8，升限25000米，飞行马赫数2.5。即通常所说的“双二五”方案。

　　为了实现更高的技术指标，在方案论证中首先集中于谋求符合高空高速的气动布局外形。因此将原有的后掠翼、三角翼和无尾三角翼先互相比较。认为后掠翼和普通三角翼都不适应，对无尾三角翼分析，计算后也摒弃了，逐步集中到无尾三角翼加前翼和腹部进气，除了估算优选外，尽快赶制了高速和低速两组风洞试验模型，在当年的8月底已取得了试验数据，按照当时发动机提供的数据，比较鼓舞人心，但是还无法达到“双二八”、“双二七”和“双二六”的性能，只可能争取“双二五”飞机。经过与606所的多次协调，910发动机与无尾带前翼的腹部进气飞机相匹配飞行速度可以到马赫数2.5甚至2.6，但飞行高度只有24千米，当然飞机的布局仍在不断地优化选择中。

　　9月中旬，在成都分所召开了歼9第二次上马后的首轮方案论证会(含部分成品协调)。当时上级领导航空研究院派几位处长指导工作，会后主要是飞机和发动机继续进行方案探索工作，目标是准备在当年11-12月航空研究院在西安召开的年度工作会议上汇报歼9方案。

　　1970年11月，六院在西安召开厂，所领导干部会议。会议期间空军的一位副司令员和院的党政首长，召开小型会议，听取歼9方案的进展情况。得知现在可能达到的指标，中心是速度可望达到马赫数2.5，或2.6，而高度只有可望达到24千米，空军领导对正在研制中的歼9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双二五太小。双二八太高，应该是双二六”。不过会议中空军领导首次明确指示要高空高速的飞机。会议之后，分所再次掀起了大干高潮。

　　原有布局均不能满足这一新要求，不得不再次对气动布局进行重新设计。经过反复的设计一选择一评定一淘汰过程后，选择了鸭式布局，腹部或两侧进气的方案，称之为歼9Vl方案。为实现新方案，首先在气动力设计上不断的探索：从进气设施，尾喷流的引射。气动布局主翼和前翼的匹配，进气道的两侧和腹部进气不断的计算，计算到数据有一定可信度时作风洞的高低速试验。1970年11月和1971年8月，歼9“双二五”机腹进气方案和“双二六”两侧进气方案分别在FL-21风洞中进行了试验。

　　但是歼9的要求指标总是无法突破，初期发动机还不断有些前进的喜讯，后来也日渐冷淡了。1972年4月，歼9飞机实际上转为了课题研究。

　　1972年4月，910发动机进展缓慢，六院决定歼9飞机研制暂缓，要求611所考虑搞歼击轰炸机或教练机，歼9基本上改为课题研究。这实际上已是歼9的第二次下马，只是大家心照不宣。(未完待续)

西方报道的所谓中国“歼12A构型”战斗机，并预测这种飞机主要用于近距格斗。

　　西方报道的所谓中国“歼12A构型”战斗机，并预测这种飞机主要用于近距格斗。今天看来这个捕风捉影的方案和歼9V颇为相似-拥有高机动能力的两侧进气无尾三角翼单发战斗机。

为歼9配套研制的霹雳4空空导弹，该弹是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二

　　为歼9配套研制的霹雳4空空导弹，该弹是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二种空空导弹，也是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个半主动雷达型空空导弹。

为歼9配套研制的910发动机

　　。其设计为双轴内外涵混合加力式涡扇发动机，推重比为6，在当时是一种十分先进的大推力发动机。

出处：西陆东方军事

高句丽与中国的关系，或许可用"叛服不常"四字带过，其实高句丽的战略意图还是很清楚的。打开地图，高句丽建国之初仅在浑江、鸭绿江中游占据一小片土地，四面皆敌：西面为汉辽东、玄菟〔注：第二玄菟郡〕二郡，南为乐浪、带方二郡，北面是夫余，东边有沃沮。因此，除了对周边小邦和夫余、沃沮进行吞并、打击外，对中国历代王朝采取了时战时和的态度，但中心是围绕着蚕食、兼并上述四郡进行的。一旦中原王朝强大时采取称臣纳贡的恭顺态度；中原一旦有事或国家分裂，即乘机入寇侵掠，以收渔人之利。中间虽几经反复，有几次还因受到中原或地方朝廷的报复性讨伐而几乎亡国，但在五世纪初还是完全达到了其战略目标：上述四郡先后入其囊中，夫余等也先后征服，西至辽河，东、北已无强敌，东南与百济、新罗接壤。其后鉴于北魏已兴，向中原内地进取的可能性不大，长寿王于427年从丸都城迁都平壤，致力于向朝鲜半岛南部发展，以打击百济、新罗为主；对中国则以辽河为界，采取守势。当中国再次统一起来后，高句丽以其倔强，击败了隋炀帝大军的进讨。后来又与唐朝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二十余年的战争，最后终于在内部分裂，外部强敌压境的局面下灭亡。
    
    1、高句丽与东汉：打打停停
    
    高句丽立国之初，主要精力在于吞并周边小国以及应付象夫余这样的大国，还没有力量敢向天朝叫板。高句丽建国称王后，西汉元帝、成帝、哀帝、平帝也承认其高句丽王号，并令玄菟郡管理。事情还是从王莽同志那里搞糟的，这个王皇帝一来比较讲究礼仪规矩，象高句丽这样的小国怎么好僭越称王？于是降一级为侯；二者还有给别人改名字的喜好，比如"匈奴单于"改作"降奴服于"，等等。待匈奴反了，就集三十万大军准备讨击，并征发高句丽人助攻。高句丽人不愿和匈奴打仗，派去的兵纷纷逃亡塞外为盗寇，还打死了辽西大尹田谭。这还了得，王皇帝派大将严尤来讨，严尤摆了个鸿门宴，斩了高句丽边将延丕，大获全胜。王皇帝大悦，又发挥了一下自己的嗜好：下旨贬高句丽为"下句丽"，高句丽王为"下句丽侯"。高句丽从此以后就成为东北的一大边患。公元14年高句丽人占领了属于玄菟郡的高句丽县〔注：高句丽既是族国名，也是县名〕，这是第一次攻陷了汉家的郡县。
    
    公元28年，东汉辽东郡太守发兵讨伐高句丽。大武神王高无恤坚壁清野，退入国都〔注：时国都为国内城，今吉林集安县〕附近的丸都山城〔注：今集安县西之山城子〕据守。汉军围困了三个月，高句丽人粮食将尽，大武神王急中生智，以犒军为名，派人给辽东太守送去了酒和捉到的鲤鱼。太守以为城里粮草充足，只好退兵。高句丽躲过了第一次几乎亡国的厄运。四年后，汉光武帝因偃武修文，重新册封恢复了高句丽的王号。但高句丽并未因此而停止对东汉的侵扰，公元37年大武神王向鸭绿江南的乐浪郡发动进攻，一度占据。七年后，光武帝派兵渡海收复了乐浪，阻止了高句丽的扩张，并划定朝鲜半岛上的萨水〔注：今清川江〕以南地区归东汉直辖，以北属高句丽统领。从此时起，高句丽的触角开始伸入了朝鲜半岛。
    
    此后高句丽与东汉中间维持了六十余年的和平，高句丽太祖王高宫在一世纪的下半期一直频频出击，周边小国陆续纳入其麾下。待周围统一，内部的王权经整合而大大增强后，于二世纪时重新寇边。至146年太祖王传为于弟次大王时〔注：太祖王在位91年传位于弟，又活了近二十年才死，寿命之长真是罕见！〕，高句丽与东汉发生了以下的几次较大的冲突：
    
    105年春，高句丽人寇略辽东六县，被太守耿夔击破，斩其渠帅；
    
    118年，高句丽与秽貊联合寇汉玄菟郡，攻华丽城；
    
    121年春，汉幽州刺史冯焕等击高句丽，被高句丽用诈降计打败，死伤二千余人；
    
    同年夏，太祖王合鲜卑共八千人侵辽东，太守蔡讽以下百余人战死；
    
    同年冬，太祖王合马韩、秽貊共万余攻玄菟郡，汉军得到两万夫余军的援助，击退之；
    
    146年 袭扰汉乐浪郡，杀带方县令，掠太守妻子。
    
    太祖王之后，次大王、新大王、故国川王三代，对东汉采取了顺服的态度，除偶尔小冲突外，基本上罢兵休战，达半个多世纪。
    
    2、高句丽与公孙氏：远交近攻
    
    东汉末年，公孙氏雄踞辽东，远近戎夷咸服。高句丽与公孙氏的关系初时较睦，还曾出兵帮助其剿灭山贼。但196年高句丽新大王初即位时，王兄拔奇曾得到公孙度之助，起兵争位，旋败死。从此高句丽与公孙氏就结下了墚子。公孙氏欲入中原争锋，必须要先解决高句丽这个后顾之忧；高句丽要想实现独霸辽东的预想，也必须要排除掉公孙氏这个障碍。二者都心怀鬼胎，互相提防。但高句丽毕竟力弱，主要采取保境安民的守势，待机而动。公孙康时曾给高句丽以重击，并焚毁其国都国内城，高句丽被迫迁都山城丸都（吉林集安以西之山城子）。     高句丽在外交上对待公孙氏的一招就是远交近攻，分别与吴、魏建立了关系。233年，东吴曾派使者出使辽东公孙渊处，后来公孙渊反目，杀死为首的两使者。使者团中有几个逃亡到高句丽，假称奉孙权之命而来。从此高句丽与东吴一度打得火热，东吴还赐予高句丽东川王为"单于"的称号。但好景不长，曹魏当然不愿看到这种关系继续发展下去，频频派人出使高句丽，促其与东吴断交。几年后高句丽迫于魏国压力，与吴绝交，斩吴使胡卫等，送首级与幽州。
    
    形势发展很快，随着诸葛亮死于五丈原，魏国西南战线压力减轻，开始腾出手来收拾桀骜不训的公孙渊。237年，司马懿率四万大军分水陆两路征辽东，并要求高句丽出兵相助。高句丽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天赐良机，派出主簿大加率数千精兵帮助魏军作战。几个月后，襄平城破，公孙渊走死于梁水，公孙氏在辽东的势力土崩瓦解。魏军随即潜军浮海，又收乐浪、带方二郡。魏在原公孙氏所辖地区设平州，辖辽东、昌黎、玄菟、乐浪、带方五郡，并置东夷校尉于襄平以统管之。
    
    3、高句丽与曹魏：毋丘东征
    
    公孙氏败亡后，辽东诸郡尽入魏手。当时魏正忙于与吴、蜀的战争，内部司马氏与曹氏又斗得正欢，无暇回顾。高句丽故态复萌，东川王又开始频频入寇，攻打辽东几个小城，获得一些小胜，便自以为兵强马壮，大吹大擂。有大臣沛者得来绝食死谏，劝国王不要惹恼大魏，招来亡国之运，东川王哪里听得进去。
    
    果然，不久吴蜀方面战事稍息，魏国派毋丘俭东征，以报高句丽侵寇之仇。公元246年，毋丘俭带领魏军步骑万人，东出玄菟郡，向高句丽进发。高句丽东川王亲自率领步骑2万余人迎敌至沸流水，战魏军于梁口（注：今通化市江口村）。两军对阵，以死相搏，魏军以方阵迎敌。东川王被打得大败，魏军斩首数千级。东川王率少数残军狼狈逃回，据守坚固的丸都城。毋丘俭围城后，见山城的西北面山体陡峭，上面的守兵也不多，就采用避实就虚，正面佯攻，西北偷袭的战法，选派一些身强体壮善于攀登的士兵，带着兵器长绳，偷偷地顺着山崖爬上去，先杀死上面的守兵，"束马悬车"，攻破了丸都山城。据《三国志》所载，魏兵"屠丸都"，采取了烧光杀光的策略，唯独对当初劝说国王不要侵犯魏国的沛者得来一家网开一面，"俭令诸军不坏其墓，不伐其树，得其妻子，皆放遣之。"
    
    不久，毋丘俭再征高句丽，东川王奔买沟（注：今朝鲜咸北会宁）。毋丘俭派玄菟太守王颀紧追东川王，过沃沮千有余里，至肃慎氏南界，刻石纪功而还〔注：1904年毋丘俭刻石记功碑在吉林辑安被发现，现存于辽宁省博物馆〕。东川王在逃亡中抑郁死去。〔注：据《三国史记》载，高句丽以诈降计刺杀王颀，打败魏追兵。此事不见于中国史籍，应为其吹嘘之语。〕魏军两次征讨，每次均俘获高句丽人口数千，将他们迁入内地。
    
    毋丘俭东征，是中原王朝对东北地区有史以来最远的一次征讨，魏之势力远至今俄罗斯滨海地区，原属高句丽统辖的朝鲜半岛岭东秽貊地区，也归入了乐浪、带方二郡。高句丽几遭灭顶之灾，侥幸苟延残喘了下来。以后四十余年，高句丽不敢再向辽东入寇，并频频向魏、晋纳表称臣，过了一段太平的日子。
    
    4、高句丽与前燕：千钧压顶
    
    斗转星移，到了西晋末年，国内狼烟四起，高句丽也欲借中原衰微之机东山再起，并先后蚕食吞并了朝鲜半岛上的乐浪和带方二郡。不料，一个强大的对手--汉化的鲜卑慕容氏政权在辽西崛起了。慕容氏本为东部鲜卑三大部之一，时其首领慕容廆受晋封为"持节都督幽平二州东夷诸军事、平州牧，封辽东郡公"。使慕容氏取得统辖辽西、辽东、玄菟、乐浪、带方五郡的合法权力。333年，慕容廆死后，第三子皝继立，337年称燕王，正式建立前燕政权。
    
    慕容氏立国前后，与高句丽之间进行了多次战争。据记载，从293年至320年，高句丽先后七次入寇辽东、玄菟、乐浪、带方诸郡；慕容廆也还以颜色，两次进攻高句丽腹地，还掘了西川王的王陵。及慕容皝称燕王后，为进图中原，准备先一劳永逸地解决后方的高句丽问题。建威将军慕容翰指出：通向高句丽有南、北两道，南路险狭，北路平阔。建议佯攻北路，以精锐出南道直捣丸都。此建议为慕容皝采纳。
    
    342年十一月，慕容皝先派遣长史王寓率兵1.5万从北道大张旗鼓进发。高句丽故国原王果然中计，派王弟武帅精兵5万把守北道的关马山城，自己率部分老弱守南道。不料慕容皝亲领精兵4万，以慕容翰、慕容霸为先锋，偃旗息鼓，从南路掩杀过来。结果不言而喻，高句丽军大败，两员大将被斩。燕军一鼓作气，杀进了丸都城，故国原王落荒而逃。燕军还抓获了国王的母亲和王妃。慕容皝本准备追击，但北路的王寓因力弱战败阵亡，遂决定班师。燕军将丸都劫掠一空，虏走了高句丽百姓五万多口，还挖了国王父亲美川王的墓，带走了王父尸体。最后燕军一把火焚毁了丸都，然后班师回国。     故国原王返回后只好重建家园，这次不敢再和燕人抬杠，而是收集了各种珍宝和虎皮、人参、鹿茸等特产，派王弟到燕国称臣纳贡。慕容皝只把国王父亲的尸体还给了高句丽。过了十三年后，慕容皝看到高句丽还算俯首听命，又接到送来了大量贡品，才把国王的母亲送回了高句丽，并封故国原王为"征东大将军、营州刺史、乐浪公、高句丽王"。
    
    又过了十几年，前燕被前秦所灭。高句丽将逃亡而来的燕太傅慕容评执送前秦，并向苻坚称臣。高句丽与前秦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372年前秦送僧人、佛像、佛经与高句丽，从此佛教传入高句丽。
    
    5、高句丽与后燕：攫取辽东
    
    长期以来，高句丽一直没有忘记向辽东的扩张。然而一直没有如愿，还多次遭到中原王朝和辽东地方政权的大规模讨伐，几次使其邑落残破，王都被毁，濒临灭亡。因此在那个时期，高句丽的疆域很不稳定，经常是得而复失。
    
    风水轮流转，明天到我家。到了东晋末年，高句丽第十九代广开土王时，形势发生了有利于高句丽向外扩张的变化。中原地区的东晋政权已衰败不堪，早已失去了对周边地区的控制能力；各割据势力纷纷拥兵称雄；慕容氏的后燕政权也因内讧叠起，失去了对高句丽争雄的资本；北魏政权刚刚建立，其势力还达不到辽东；南面的百济政权也因天灾人祸，呈现衰败之象。此时，历史为广开土王提供了一个施展才能的广阔舞台。
    
    广开土王，又称好太王，名谈德。中国古籍中称其为高句丽王安。他生于公元374年，公元391年18岁时即位，公元412年39岁卒，其谥号全称为"国岗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 在高句丽历史上，广开土王以武功显赫而获得赞颂。在好太王碑碑文中，称他雄伟有奇才，"思泽洽于皇天，威武振被四海"，是高句丽各王中比较突出的人物。他即位后，先后打败契丹、百济、夫余，并出兵帮助新罗驱逐了盘据半岛南部任那的倭人，声威大震。
    
    然而，广开土王的最大业绩，是使高句丽终于占据辽东，称雄东北。在广开土王执政的前期，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征伐百济的战争中，还腾不出力量进攻辽东，又加上当时控制辽东的慕容氏政权(后燕)还很强大，高句丽人还无力战胜慕容氏，不得不对慕容氏采取臣附朝贡，接受封王的策略。如公元396年，慕容宝嗣位后，曾封广开土王为平州牧、辽东、带方二国王。400年，后燕以广开土王"事燕礼慢"为借口，发起进攻，慕容盛亲统3万人马前来讨伐，高句丽不能敌，连失新城、南苏两邑，仅此一役，慕容氏拓地700余里，掠得高句丽5000户。当时，高句丽和后燕相比，后燕还占有一定的优势。
    
    好太王在顺利打败了百济以后，把主要力量转移到了辽东。公元404年，好大王一反臣服后燕的方针，与慕容氏进行了殊死的争斗，几经反复，终于将辽东地区据为已有。燕王慕容熙两次出兵反击，力图夺回辽东地区，均未达到目的，辽东自此牢牢地掌握在高句丽手中。从太祖王首次进攻辽东，到好太王最后占据辽东，整整经历了300年，此间，经过了大小数十次战役战斗，高句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实现了十几代国王的梦想。
    
    不久，后燕灭亡，北燕据有辽西。待北魏兴起，北燕灭亡时，高句丽迎北燕末主冯弘及北燕遗民至辽东。后因冯弘欲去刘宋，被高句丽长寿王（广开土王之子）遣人杀害。高句丽乘机兼并了北燕一部分遗民，并稳固了在辽东的地位，从中原内战中渔利。
    
    到长寿王末年时，高句丽疆域空前扩大，其南境自牙山湾经鸟岭、竹岭到平海与百济、新罗相接，扩大到今朝鲜大同江、载宁江、临津江、汉江沿岸，为高句丽全盛时期。据《魏书·高句丽列传》载，其"民户三倍于前魏时，其地东西二千里，南北一千余里"。即东临日本海，西滨黄海，南到汉江流域，北抵辽河为界，是东北亚地区最为强大的王国之一。
    
    6、高句丽与南北朝：封贡不绝
    
    公元412年广开土王死后，其子长寿王即位。长寿王是高句丽诸王中精于分析形势，善于掌握全局，敢作敢为，颇为难得的人才。面对高句丽疆域扩大的新形势，他头脑特别冷静，采取了北和中原诸朝，南侵新罗、百济的策略。其时，北魏咄咄逼人，中国北方即将统一，高句丽向中原内地扩张的可能性已经不大。长寿王于427年将首都迁往平壤，这一举措具有两方面的好处：1）为抵御北部中原诸朝的进攻提供了弹性，保证了王都的安全，不会再轻易出现以前都城多次被毁那样的情况了；2）为推进南进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后来的事态发展，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这样，从长寿王起，高句丽采取了南进的方针，重点打击百济、新罗；对中原诸朝采取事大纳贡的策略。从五世纪初到六世纪末，将近两个世纪，高句丽与中原没有再发生大的战事。朝贡的次数大大增加，从东汉到十六国近四百年，史书记载的高句丽入贡只有12次；而整个南北朝不到二百年，记载的入贡次数却高达109次。是高句丽诸王接受南、北朝册封的记载不绝于史：
    
    413年，晋安帝册封长寿王乐浪郡公，高句丽王；
    
    420年，宋武帝封长寿王征东大将军；
    
    422年，宋武帝加封长寿王散骑常侍、都督平州诸军事；
    
    435年，北魏世祖册封长寿王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郎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
    
    463年，宋孝武帝册封长寿王为使持节散骑常侍、督平营二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高句丽王、乐浪公；
    
    479年，齐高帝册封长寿王为骠骑大将军；
    
    491年，北魏孝文帝册封长寿王为车骑大将军、太傅、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
    
    492年，北魏孝文帝册封文咨王为使持节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朗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
    
    494年，南齐郁林王册封文咨王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高句丽王、乐浪公；
    
    496年，齐明帝册封文咨明王为车骑将军；
    
    502年，梁武帝萧衍册封文咨明王为车骑大将车；
    
    508年，梁武帝加封文咨明王抚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518年，北魏孝明帝册封安藏王为安东将军、领护东夷校尉、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
    
    520年，梁武帝册封安藏王为宁东将军、高丽王；
    
    526年，梁武帝令安藏王之子安原王延袭其父爵，为宁东将军高丽王；
    
    545年，阳原王嗣位，梁武帝其袭父爵位；
    
    550年，北齐文宣帝册封阳原王为使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领护东夷校尉、宁东将军、高丽王；
    
    559年，陈文帝诏授平原王为宁东将军；
    
    559年，北周高祖封平原王为开府仪同三司大将军、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
    
    560年，北齐废帝册封平原王使持节领护东夷校尉、辽东郡公、高丽王。
    
    562年，陈文帝授平原王宁东将军。
    
    上述诸多册封中，值得注意的是领护东夷校尉一官职，本是为加强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管辖而设立，原由中原王朝派人担任，后改由少数民族首领兼任，仍为中原政权的官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北魏与东晋南朝诸政权有些区别，北魏视高句丽为属国，故封此官；而东晋南朝诸政权以高句丽为藩属国，故在高句丽王前加"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等称号。从公元520年起，中原各王朝不再称其为高句丽王，而称高丽王，这都是由册封诏令而起。但是在《三国史记》中，始终称高句丽，就连中原册封之号，均记做"高句丽王"。可见，"高丽王"是中原王朝所加之号。
    
    7、高句丽与隋朝：炀帝三征
    
    隋代周后，又于589年灭陈而统一中原。然而，高句丽在隋灭陈作战时，就担心祸将临头，积极备武积粮，"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引起隋文帝极大不满，在给高句丽的诏书中很不客气地威胁说："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殷勤晓示，许王自新耳。宜得朕怀，自求多福。"灭陈的次年，高句丽的婴阳王高元即位，隋文帝册封其为开府仪同三司、辽东郡公、高丽王。
    
    598年，高句丽王率靺鞨骑兵万余进攻辽西，被营州总管韦冲击退。隋文帝十分恼怒，命汉王杨谅、上柱国王世积为行军元帅，周罗喉为水军总管，率大军30万，分水陆两路进攻高丽，并下诏黜除高丽王高元官爵。汉王杨谅率陆路隋军出临渝关(注：今山海关)。时逢雨季，道路泥泞，粮草供应不上，军中疫病流行，虽勉强进至辽水，但已无力投入战斗；水路隋军由周罗喉率领，自东莱出海，直趋平壤城，在海上遇大风，船多沉没。于是水陆两路被迫退还，死者十之八九。高丽王慑于隋军威，亦遣使谢罪，上表自称"辽东粪土臣元"。隋文帝于是罢兵。
    
    这年三月，隋军进至辽水西岸展开。高句丽兵依辽水据守，隋先头渡河的左屯卫大将军麦铁杖等战死。数日后隋军浮桥接成，依次渡河，歼灭东岸的高句丽军万余人，乘胜进围辽东城。每当城池将陷时，守军便用缓兵之计，诸将为炀帝训令束缚，不敢专擅，致使辽东城久攻不下，数十万大军困顿于一坚城之下。六月，隋炀帝亲至辽东城督诸军攻城，同时命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等九军共30.5万人，越过高句丽诸城，向鸭绿水挺进，与水军配合攻打平壤。高句丽大将乙支文德采取诱敌深入的计策，宇文述军一日七胜，很快渡过萨水(注：今朝鲜清川江)，进至距平壤30里处。乙支文德佯为请和，宇文述见将士疲惫已极，且军中粮尽，平壤城又坚固难拔，遂被迫还师。高句丽军乘其后撤，从四面抄击隋军。宇文述等且战且退，至萨水被高句丽军半渡击之，殿后的左屯卫大将军辛世雄战死，诸军皆溃，退至辽东城时仅余2700人。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水军经海道入浿水(注：今朝鲜大同江)，在距平壤60里处击败高句丽军，乘胜以精甲4万攻城，遇伏大败，还者不过数千人，退屯海边。及闻宇文述兵败，亦引军还。八月底，炀帝下令撤军，第一次征高句丽以惨败告终。
    
    大业九年（613年），隋炀帝再次御驾亲征高句丽。此次出征炀帝接受上次教训，允许诸将"便宜从事"。隋军包围辽东城，昼夜不停地连续攻城20余日。正当辽东岌岌可危时，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起兵反隋。炀帝大惊，不得不密令撤军，军资、器械、攻具及营垒等皆弃之而去。第二次征高句丽又虎头蛇尾地收场了。
    
    大业十年，隋炀帝发动第三次攻高句丽之战。右骁卫大将军来护儿在毕奢城(注：即卑沙城，在今辽宁金县东大黑山)大败高句丽军，并乘胜向平壤进发。时高句丽因连年作战，已困弊不堪，无力再战，乃遣使请降，并将去年叛隋奔高句丽的兵部侍郎斛斯政送还。炀帝见已挽回两败之辱，遂班师还朝。
    
    8、高句丽与唐朝：最终败亡
    
    唐朝建立后，时高句丽荣留王高建武在位，为缓和与中原关系，接连遣使入唐朝朝贡，积极与唐朝修好。唐高祖以国家初立，也对其采取了安抚政策，如册封荣留王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并放回隋时虏获的高句丽人；高句丽也放还华人万余，并毁了由战死隋军尸体筑成的纪念物"京观"，让唐收敛安葬隋军骸骨等。双方使者来往频繁，高句丽曾派人11次入贡，甚至还曾派世子朝唐，一时表现出和平的景象。但背后，双方都明白最终不免一战。高句丽花费了巨大人工物力，在沿唐边境修筑了长城，自夫余城（注：今吉林四平市以西）至海，长千余里，十六年修成。
    
    唐太宗贞观后期，大唐已空前强盛，东突厥也被消灭了，四夷威服，下面就开始着手收拾高句丽了，用太宗的话就是"为中国报子弟之仇"。贞观十七年，新罗遣使入朝，述说百济攻占其40余城，并与高句丽图谋断绝其唐朝的通路。唐太宗李世民派人出使高句丽，命其停止争战，遭高句丽权臣、莫离支泉盖苏文拒绝，唐太宗遂决定发兵东征高丽。次年十一月，诏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太子詹事、左卫率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水陆大军分道进击高丽。十九年二月，唐太宗率六军从洛阳出发，御驾亲征。张亮率水军渡海袭占卑沙城；李勣军攻克辽东重镇辽东城，斩俘两万余人。六月，唐军进至安市城(驻：今辽宁海城东南营城子)。高丽北部耨萨高延寿、高惠真率15万大军前来救援，被唐太宗击败，余众归降，高丽举国震恐。七月，唐军开始围攻安市城。由于守军殊死抵抗，使唐军至九月仍未攻克。时近深秋，草枯水冻，士马难以久留，唐太宗被迫于九月十八日班师还朝，没有达到征占高丽的预期目的。唐太宗此次出征，攻占辽东等十城，获七万余户，斩杀高丽兵4万余人，唐军阵亡数千人，战马损失十之七八。
    
    唐太宗回朝后，群臣建议对高句丽派偏师进袭骚扰，使其国人疲于应付，耽误农时，几年后即可使高句丽因粮荒而土崩瓦解，太宗采取了这一建议。以后，唐军采取了对高句丽发动骚扰性攻击的策略，共有以下几次：     太宗命牛进达和李勣率军从水陆两路进扰高丽，拔石城，高句丽王遣其子高任武入唐谢罪；
    
    太宗派右武卫大将军薛万彻率3万大军乘楼船渡海，入鸭绿水，于泊灼城(今辽宁丹东东北)大败高丽军；
    
    655年，因高丽与百济、靺鞨联兵入侵新罗，新罗王金春秋遣使向唐求救，高宗命营州都督程名振和左卫中郎将苏定方率兵击高丽；
    
    658年，程名振攻克高丽赤烽镇(约在今辽宁海城境)，斩首3000级；
    
    659年，唐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在横山(今辽宁辽阳附近华表山)大败高丽军。
    
    公元660年，唐灭百济，高句丽失去盟国，陷入孤立境地。次年，高宗下令对高句丽发动大规模进攻，发 35军，水陆分道并进。苏定方在坝江击败高句丽军，屡战屡胜，进围平壤；契苾何力于鸭绿水大败盖苏文之子男生，斩3万人。时百济旧将叛乱，而苏定方围平壤久攻不下，逢大雪天寒，高宗遂于662年二月命唐军自高句丽班师。退军时，左骁卫将军、沃沮道总管庞孝泰在蛇水战败，庞孝泰和他的13个儿子（何其多也！）皆战死。
    
    公元666年，高句丽内乱，泉盖苏文死后，世子男生代为莫离支，但为二弟男建所逼，降于唐。唐高宗派契毖何力、庞同善等击高句丽，援救泉男生。不久，唐高宗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统帅诸军，分道合击高句丽。以后一年多时间，各战场捷报频传：李勣攻取高丽军事重镇新城(注：今辽宁抚顺北高尔山城)，并趁势将附近的16座城池全部攻下；薛仁贵在金山击破高句丽大军，斩首5万余级，攻下南苏、木底、苍岩三城，与泉男生军会师；李勣等攻占扶余城，斩俘万余人，扶余川中40余城亦望风归降，再战薛贺水斩俘3万余人，乘胜攻占大行城(注：今辽宁丹东西南娘娘城)。到了668年春夏，各路唐军会师，推进至鸭绿栅。高丽发兵抵抗，唐军奋勇出击，大败高句丽军，追奔200余里，攻拔辱夷城(今朝鲜永柔境)，高句丽其他各城守军或逃或降。唐军进至平壤城下，围平壤月余，高句丽王高藏派泉男产率首领98人出降。泉男建仍然闭门拒守，并多次遣兵出战，皆败。九月十二日，高句丽僧信诚打开城门，唐军冲进城中，俘男建，高句丽全部平定。
    
    唐平高句丽后，分其境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并于平壤设安东都护府以统之，任命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检校安东都护，领兵二万镇守其地。
    
    按：高句丽并不是今天的朝鲜族的前身。高句丽是中国古代众多古老民族的一支，被我们简称为高丽。在被唐灭亡后古高句丽逐渐与我国各民族融合。而今天的朝鲜族是当时朝鲜半岛上的新罗人逐渐发展而成。只是在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朝鲜半岛再次分裂为三个国家，其中北部国家自命名为高丽。此时的高丽与古高句丽并非同宗同源，这是名字相似。

犹太战争是公元1世纪发生的犹太人民反抗罗马帝国统治的两次伟大起义。战争的结果是犹太民族遭到血腥屠杀，国破家亡，被掠为奴，四处飘零，开始了一个伟大民族悲壮的全球流浪史。

　　犹太民族是一个聪明能干、英勇顽强、精诚团结的民族，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命运多舛的民族，她的历史堪称一部可歌可泣的悲剧。

　　巴勒斯坦东靠阿拉伯海，西濒地中海，沿岸内陆是一片肥沃平原，平原以东和沙漠之间则有许多丘陵高地，境内的约旦河从北向南流入世界上最凹陷的内陆湖死海，虽然气候比较干燥，在西亚沙漠丘陵较多的条件下却是一块适于农耕的富饶之乡，是一块“流着乳和蜜的土地”。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有一批塞姆族人移居此地，他们的语言称为希伯来语，自称其民族为以色列，后因建立以色列和犹太两个王国故也可称其为犹太人。这三个名称都指同一民族，现今使用时也有一些约定俗成的惯例︰希伯来主要用于称其语言、文学；以色列多用于与政治、历史有关方面；犹太则指其民族和宗教。据《圣经》记载，老家在阿拉伯沙漠的犹太人曾浪游四方，两河流域的乌尔和尼罗河三角洲都曾留下他们的足迹，在埃及时受法老奴役，全靠其民族英雄摩西率他们摆脱桎梏，逃出埃及，经西奈沙漠定居于巴勒斯坦。

　　公元前1012年，大卫统一以色列和犹太两王国，定都耶路撒冷，国势达到鼎盛。在其子所罗门统治时期(前972—前932年)，建成了耶路撒冷第一圣殿。这时的以色列虽不能凭武力称霸，却也能以外交和经济联系而成为西亚南疆颇负盛名的繁荣之邦。但好景不长，所罗门死后，国家南北分裂，以色列定都撒马利亚，犹太则仍以耶路撒冷为都。

　　由于埃及、赫梯已衰，亚述尚未兴起，两国对峙局面维持200年之久。由于两国争斗，国王为政暴戾，阶级分化剧烈，人民痛苦不堪，犹太教得以诞生。当亚述帝国已成气候并大军压境之时，自闹分裂的两个小国便难以生存，从此开始了犹太人苦难的历程。公元前721年，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攻陷撒马利亚，灭了以色列，并掳走27290人。

　　南方的犹太国靠耶路撒冷的坚固城防虽幸免灭顶之灾，但仍臣服亚述。从此以色列民族不论南北皆不断处于外部强国铁蹄的蹂躏之下。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摧毁了耶路撒冷城，圣殿遭洗劫焚毁，犹太王被挖去眼楮，系上锁链，举族解送巴比伦，在那里度囚徒生活达半个世纪，这就是著名的“巴比伦之囚”。幸运的是，新巴比伦王国国运不长，公元前539年即被波斯消灭。波斯人出于进攻埃及需拉拢人心的战略考虑，把犹太人送回巴勒斯坦，允许他们在耶路撒冷再建圣殿、恢复家园，遂使犹太人更坚定了犹太教信仰，认为上帝确实照顾他们这个饱受苦难的民族。这一历史演变对犹太教的发展具有关键意义︰在苟存之际，犹太人把摆脱苦难的愿望寄托于宗教信仰；在奴役生活之中，借助上帝坚定回乡复国的信念和决心；在波斯人允许他们回归后更以此动员群众，维护民族生存。于是犹太教便成为犹太民族的护身符和汲取力量之源泉，至今犹太教的一些规仪仍然弥漫着历史的回声︰如犹太婚礼最后一项必让新郎将一只酒杯猛摔于地，以纪念耶路撒冷圣殿的毁灭和犹太人的流亡；每日晨昏祈祷之前必先念《圣经》诗篇第137首，以纪念巴比伦之囚；安息日及节日祈祷前先念诗篇第136首，以纪念重返家园谢神恩惠……这体现了犹太教信仰与民族生存之间的血肉联系。

　　对犹太人来说，可真是“苦海无涯”。经过亚历山大大王的入侵、托勒密王朝的管辖和塞硫古王朝的统治之后，犹太人所生息的巴勒斯坦地区于公元前65年又被罗马铁蹄所灭，犹太人的国家不复存在。罗马帝国设犹太省，对犹太人进行压榨和奴役。繁重的苛捐杂税和官吏的暴戾无道激起了当地人民的强烈不满。罗马在犹太省总督弗洛鲁斯的胡作非为和暴行直接引起了公元66年犹太人的反抗起义。

　　犹太人起义的主力是城市贫民、中层市民和农民，狂热党徒杰罗特和短刀党徒西卡里领导了这次起义。起义军消灭了耶路撒冷城的罗马敌军和地方贵族，并占领该城。公元66年11月，罗马远征讨伐队和诸属国国王的军队均被起义军彻底击败。于是，尼禄皇帝派大将韦帕芗统领大军6万人征讨犹太起义军。公元67年，罗马军队侵入加利利地区，遭到6.5万犹太起义军的顽强反抗，未获成功。公元69年，韦帕芗当上罗马帝国皇帝，遂命其子第度全力进攻。公元70年4月，罗马大军围攻耶路撒冷城。为保卫这座圣城，起义军民英勇战斗，作出巨大牺牲。第度竭尽全力始得破城，接着便对犹太人进行残酷镇压，被钉在十字架上处死的起义者不计其数，被卖为奴者达7万之众。据说整个犹太战争中起义人民死难者达110万，耶路撒冷古城横遭蹂躏，圣殿被洗劫一空，七宝烛台等圣物被运往罗马。罗马曾为纪念这次胜利建立凯旋门。但是，起义军的反抗斗争仍未中断，即使在公元73年最后一座堡垒马萨达要塞陷落之后的数十年间，犹太人的起义仍不时发生。

　　由于罗马帝国推行高压政策，犹太人的反抗怒潮终于在131年汇成一次大规模起义。公元131年，哈德良皇帝禁止犹太教徒举行割礼和阅读犹太律法，要在耶路撒冷城建立罗马殖民地和罗马神庙，并把犹太人赶出圣城。犹太人面对国家被灭、圣城被占的严重危险，忍无可忍，终于在“晨星之子”西门的领导下揭竿而起。起义群众达20万之众，他们占领罗马殖民地，杀死殖民者，攻城陷镇，势头迅猛。哈德良皇帝派大批军队疯狂镇压，以毁灭性的军事行动征伐3年，毁灭城市50余座、村庄近1000个，屠杀犹太人达58万。

　　这次犹太起义的壮举为犹太民族树立了斗争不息的榜样，也被罗马当局下决心斩草除根，不让起义重演。公元135年，耶路撒冷城被彻底破坏，遗址翻耕成田，有如昔日迦太基之毁灭。杀戮之后残存的人民多被掳掠为奴，整个巴勒斯坦田园荒芜，庐舍为墟。于是犹太人开始了背井离乡、流浪异地的长期民族飘泊史。犹太战争彻底暴露了罗马黄金时代的阶级本质，也树立了犹太人为保家卫国、捍卫自由和独立而英勇斗争的光辉典范。由于敌人的强大和凶残，犹太人起义终被镇压。犹太战争在军事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耶路撒冷和其它城市的防御和围攻战，为深入研究奴隶制时期夺取坚固设防城市的主要战法提供了有价值的依据。在这场镇压犹太起义的战争中，罗马军队每次围攻城市，最初都试图采取行进间强攻，如不奏效，便在轻装部队和拋射器械的掩护下展开土工作业，待筑起攻城工事和塔堡后，便用攻城槌击破城墙，打开缺口，尔后发起强攻。有时，罗马军队对要塞实行围困，待守军疲惫再进行突然攻击。另一方面，犹太战争再现了昔日迦太基毁灭的悲剧，从而把一场镇压起义的征讨发展到灭绝种族、铲除国家的极端战争，给社会造成严重的破坏。(来源：古堡残剑网站 作者：酸秀才)

(转)

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我国西部地区新疆罗布泊上空，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获得完全的成功。三十多年过去了，试验全过程中的困难、艰辛、风险与酸楚，时时犹在眼前。请让我只写出其中一些大家最想了解而未曾披露的所谓秘闻吧。

　　从蛛丝马迹中探索氢弹的奥秘

　　当今世界，原子弹、氢弹在各国都属于国家绝对机密，再友好的国家，对此也是守口如瓶。50年代前期，我们当时称为“老大哥”的前苏联，对此也是滴水不漏。

　　自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成功地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后，科学技术人员激发出向研制氢弹奋斗的极大热情，但当时也只知道氢弹的一般原理，即用原子弹当扳机，先将原子弹起爆，爆炸产生的百万度以上的高温，将使氢弹的热核材料产生剧烈聚变，释放出更大的原子能，使温度和压力极度升高，因而产生更大当量的爆炸。但更深层次的原理和方案当时还不知道。怎么办？

　　科学家们在讨论中认为，美国人自1952年10月31日爆炸了第一颗湿式氢弹装置；前苏联人自1953年8月21日爆炸了第一颗干式氢弹装置；英国人自1957年5月15日爆炸了第一颗实验氢弹原型。距当时已有10年左右，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学术技术报道中，总会出现某些讨论和炫耀的文章。哪怕是从侧面的点点滴滴的报道，对我们都会有所启发。于是科技人员对国际上有关的论文、杂志、学术报道等刊物进行全面搜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线索终于在一篇有关氢弹的科学技术报道中出现了只言片语。字是不多，但启发价值很大。专家们在此启发下，进行大量的理论研究和无数的计算，终于将氢弹原理方案的奥秘揭示出来。当然，只言片语的启迪，不能作为成功的主要方面。最主要的是，当时我们的研究队伍称得上是人才济济，大家为此付出的艰辛是后人难以想像的。

　　前些时候，有部电影，描写核武器研究设计的科技人员，为了计算某个数据，每人一把算盘，几十把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那只是电影的表现手段，实际上算盘是无法计算这么复杂而烦琐的算式的。当时核武器研究设计院从前苏联买回一部小容量的计算机，但大部分计算工作还要依靠当时我国唯一一台最大容量的上海J50计算机。国家明文规定，此台计算机首先保证核武器研究计算，其他研究项目都要让位。有关研究人员，编完计算程序就往上海跑，计算完了回北京，再编下一个计算程序，来来往往，直到把氢弹的计算数据准确地算出为止。此台计算机在我国研制核武器方面立下了不小功劳。

　　大胆采用轰炸机空投氢弹的方式

　　我国科学家一开始就提出要用空投方式将氢弹投掷到新疆的罗布泊上空。这就是说，我国要实现的第一颗氢弹，是真正的氢弹，而不是一个装置。因为装置不是武器，只是为了做实验而用的。

　　美国人于1954年2月8日，在比基尼岛试验场爆炸了地面上的实验性氢弹装置，直到1956年5月20日，才首次由B-52型轰炸机运载，在比基尼岛上空空投下一颗氢弹。我国科学家提出一次到位试验氢弹的勇气和信心，至今仍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但要实现这一目标，还必须解决实际问题。

　　例如：因为当时我国拥有的轰炸机的最大载重量小于10吨，氢弹的设计总重量也必须小于10吨。又例如：原来的飞机没有会受到放射性污染的问题，现在执行这个任务，轰炸机就需要改装，必须防止人员和飞机在投掷氢弹以后，绝对保证不受到放射性污染。

　　想当年，当轰炸机投掷完氢弹返回基地后，驾驶员、领航员、机务人员列队向聂荣臻报告：“任务已完成！”聂荣臻问他们：“你们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操作投下这颗氢弹？”飞行人员回答说：“是！”他们回答时是那么严肃却又兴奋，自信而又腼腆。在场的人，看到他们所表现出的无私无畏的精神，不禁从内心中产生一种敬佩和喜悦的心情。我当时是中央专委办公室的一名普通的工程师参谋，目睹这一大场面，兴奋和激动得久久不能平静。但当我面对平静而勇敢的飞行人员，我冷静下来，问清了飞行员的名字，准确地记录下来，带回北京，在一次上报中央的简报上，我把他们的名字全部上报了中央。他们应该载入史册。

　　模拟氢弹投掷时，主降落伞撕破

　　在正式投弹前，必须要进行模拟氢弹的投掷，所谓模拟氢弹，就弹体的外形、重量都和真的氢弹一样，而内部是配重——“死膛”的。

　　但是，不幸的事发生了。1967年年初，投掷模拟氢弹时，悬挂模拟弹的主降落伞在空中撕破，而且破得很严重。

　　我心急如焚地赶到当时负责生产氢弹降落伞的南京降落伞工厂，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当时工厂的头等大事是“文化大革命”，工厂已完全停产，若大的生产厂房，空无一人。新降落伞的生产十万火急，而厂里却是如此状况。唯一的办法就是壮着胆，硬着头皮，找掌权的几个年轻人谈此事的重要性、急迫性，对国家、对世界革命的影响，请他们立即恢复生产。奇迹发生了，他们居然同意了。生产出合格的新降落伞后，用专机紧急送到了新疆基地，与真正的氢弹进行了装接。

　　装接前有一道最重要的工序，那就是折叠降落伞。把降落伞打开，铺在地上，有中型会议室那么大。我们选派了几名优秀的工人。叠伞的过程中，他们拿掉身上和口袋里的所有东西，包括身上的像章，并且不断地检查自己衣服的扣子有没有脱落。如果有任何一件硬东西掉在伞里，后果不堪设想。

　　轰炸机投掷氢弹时多飞了一圈

　　按照氢弹试验中制定的精确工作程序规定，飞机飞到核试验靶场上空，围绕上空飞行第一圈为检查仪器、观察地形、心理准备等；飞行第二圈，操作各种程序，将氢弹投下。但飞机飞到第二圈，氢弹并没有投下来。飞机飞到第三圈，才将氢弹投了下来。这是怎么回事？

　　1967年6月17日早晨，试验场上空，天气晴朗。所有人员，各就各位。一架银白色的喷气式轰炸机，在蔚蓝的天空，拉着白烟，飞了过来，绕过靶心上空飞过一圈，指挥所的喇叭里传出口令：注意了！第二圈将要投弹。但看着飞机飞过第二圈，毫无动静，怎么回事？难道是……？

　　指挥所从喇叭里发出口令：我们的责任是对人民负责同意再飞一圈，我们的责任是对人民负责……当时，指挥所重复发出这样的口令，无疑是要稳定飞行员的情绪，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但是当时就我们而言，心已提到了嗓子眼，人们的心理承受力，恐怕已到了极限。飞机飞到第三圈，突然天空出现了极强的闪光，紧接着轰鸣之声响彻云霄，巨大的蘑菇云升上蓝天，巨大的轰鸣声与人们的欢呼声在这个大沙漠的天上和地下响成一片。我们成功了！

　　后来了解到，飞机多飞了一圈，主要是飞行员太紧张了。执行这项任务的一位飞行人员和我有一面之交。当年我们在一次谈话中，我问他投掷氢弹的前一天夜里睡着了没有？他说：说老实话，一分钟也没睡着。我说：那为什么首长在投弹前问你们昨天都睡好了没有，你们异口同声地回答“睡着了，睡好了！”他微微一笑，向我敬了一个礼，没有回答，就走开了。

　　氢弹享受了国家领导人的“待遇”

　　氢弹的研制基地在青海，最后组装和爆炸试验在新疆，研制好的各种元件、器件、部件、弹体等，要从青海运到新疆。这些材料的特殊安全性，不能用飞机运输，也不能用汽车运输，只有用火车运输。而这种火车是一种特殊的专列，从外面看上去，是一列普通旅客列车，但它比一般旅客列车每节车厢多了四个轮子，这是为了增加列车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这和国家领导人的专列车厢是同等水平。这一特殊专列从青海出发后，铁路沿线就加强了警戒，沿线的铁路部门都被命令以高级领导人的标准对待此列车，却不知道上面载的这位高级“乘客”就是这颗氢弹。

　　有一次核武器研究设计院的试验室有基建施工项目，从外面请了几位建筑工人。为了保密，派了几个解放军战士站在他们旁边看着。施工的师傅特别不满意：你们这个单位太少见多怪了，北京许多大干部的房子我们都修过，都没有像你们这样保密，这叫什么事儿呀！

　　60年代初，从包头运来一小部分试验性核材料。这些材料由我和保卫处的一位领导去西直门火车站接站。当时西直门火车站安全警卫之多和紧张状态绝不亚于某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访。我们带了几名武装警卫，一到火车站，将车站内的所有人员撤离。不久，一节货车缓缓进站，货车上插着一个三角形内一个9字——这是最高级别的爆炸剧毒品的符号。从货车上抬下的是一个小型木包装箱，警卫持枪紧随其后，寸步不离，直到将此木箱装上汽车后，警卫又把汽车包围住。这种场面，今天只有运钞车可以看到类似场面。

　　赵尔陆上将在氢弹爆炸试验前期突然去世在办公室

　　赵尔陆上将是一位老上将。当时的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是核工业部、航空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兵器工业部、造船工业部、导弹工业部的主管部门，所以赵尔陆就是这六个军事工业部的主管领导，他的责任和担子有多么重大，就可想而知了。

　　1964年上半年，当得知青海核研制基地正在紧张研制、组装第一颗原子弹，赵尔陆决定出差前往西北，亲自了解情况。当时我是中央专委办公室主管核试验的参谋，组织上决定让我跟随前去。最后一站，我们到了青海，那里海拔高度近3000米，当时，他因患有肺气肿和哮喘病，明显感觉呼吸困难，出不来气，即使在此情况下，他仍坚持工作、察看现场、听取汇报、了解情况，忙碌到晚上，他终于支持不住了，一连吸了几次氧，也缓解不了，一夜只能躺下一个多小时，过一会儿，就得坐起来喘会儿气。跟随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甚为钦佩和不安。

　　1966年，正当我国第一颗氢弹在紧张的研制中，“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时罗瑞卿已经被打倒，矛头自然就对着赵尔陆了。一小部分人抄了赵尔陆的家，而一大部分人围住了国防工办的办公大楼，用高音喇叭广播：赵尔陆出来！赵尔陆出不了大门，每天只能听到外面愤怒的喊话，他十分焦虑，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束手无策。

　　1967年初的天气特别寒冷，办公室的暖气到夜里就没有了。这样一位身经百战的老人，为氢弹的各项工作焦虑，心情压抑，而他又身患多种疾病，在寒冷的办公室里，连呼吸都困难的，身边却没有医护人员和亲友。在无人帮助、无人救治、无医无药的情况下，于1967年2月2日凌晨，只有62岁的老将军在办公室里哮喘病突发，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令人尤感痛惜的是，就在1967年2月2日早晨8点，周恩来的办公室打来电话，通知赵尔陆去中南海休息。当时让老干部到中南海休息是一种保护领导干部的措施，但赵尔陆离开人世已有几个小时了。

　　美国人数月前就知道中国要进行核试验

　　1967年初，我国从收集到的美国通讯社和其他有关报道中，不断看到有关中国在不久将要进行一次核爆炸的报道。这个极为绝密的大事怎么传到美国人那里。开始我们不理解，是不是我们内部出了问题？

　　随着调查了解工作的进展，通过分析研究，秘密泄露的真相明白了。中国人谁也没泄密，而是核试验基地的现场被美国侦察卫星侦察到了。

　　参加氢弹爆炸效应试验的装备、器材非常多，而美国人的侦察卫星，经常定时地由头上飞过。我在罗布泊时，不止一次地看到闪亮的卫星由头顶上空飞过，而且飞行的轨迹基本上是一致的。美国侦察卫星上的摄像技术当时已甚为高超，它把地面壮观的场面摄取并发送回去，自然能判断出中国将要在这个核试验场进行核试验了。

　　1966年我国进行了一次带有热核材料的爆炸试验，美国、日本等国派出飞机在太平洋上空取回爆炸后的大气尘粒。经美国人分析后，里面确实含有热核材料成分，这也为美国人的判断提供了证据。

　　周恩来在氢弹爆炸成功后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

　　在离氢弹爆炸试验的靶心十多公里的位置，有一排半人高的观察战壕。在战壕里有一部专线电话，此电话专线直通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的办公室。在试验前，不准任何人使用。

　　1967年6月17日早晨7时左右，聂荣臻等各部门领导人在核试验基地司令员的陪同下，提前来到了核试验场战壕。我当时很荣幸地站在聂荣臻身边。

　　7时多，核试验基地的第一把手张司令员报告，载着氢弹的飞机已由基地机场起飞，正向试验场上空飞来。不久，指挥部的喇叭里广播，飞机已快接近试验场。接着，一架银白色的轰炸机拉着白烟飞到试验场上空，载着氢弹在我们头顶上盘旋，进入第一圈飞行，进入第二圈飞行，进入第三圈飞行。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了，氢弹爆炸，那巨大的蘑菇云不停地在空中翻滚，越滚越大，越壮丽。

　　就在这壮丽场面映照大地的同时，聂荣臻拿起战壕里的专线电话，向周恩来报告：试验成功了！周恩来第一句话就是高呼：毛主席万岁！聂荣臻也跟着高呼：毛主席万岁！

　　氢弹的大政方针，许多都是在周恩来亲自操心确定下而实施的；许多问题也是由周恩来主持的无数次的“中央专委会”上研究确定的。但当他听到试验成功的消息时，并没有想到自己的贡献，而是高呼“毛主席万岁”。他的虚怀若谷，令人赞叹；另一方面，呼这样的口号，是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极端兴奋的一种表达方式。

　　我们带着兴奋的心情，返回距靶心地区还有十多公里的临时宿舍时，非常吃惊地看到，宿舍的所有门和窗户都被撕裂般推开。如此远的地方，氢弹的冲击波的威力居然仍有这么大。

　　李觉副部长被迫当了“八级瓦工”

　　李觉原是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50年代末期调到核武器研究设计院担任第一任院长，后来又调到核工业部担任常务副部长。他既不是核物理方面的专业人员，也不是其他专业的技术干部，那他是怎么领导的这些专家？他的领导艺术又是什么？

　　一是他非常关注各项科研项目的进展和问题，但从不指手画脚，放手让科研人员和各级主管科研的领导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二是他总是在关键时刻说上几句恰到好处的话，稳住阵脚。例如：有时试验不成功，大家的情绪受到影响。他就在分析会上说：“试验，试验嘛，就是这个道理。”大家明白了，应该锲而不舍地试验下去。

　　三是身先士卒。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的爆炸物理试验场，人们经常看到在组装炸药和插雷管时，李觉拿着一个小凳子，在边上一坐，既不说话，也不动手，微笑沉稳观之。工作人员看到他在最危险的现场陪同大家，心里就塌实多了。

　　四是实实在在关心人。在国家困难时期，科研人员每餐一碗清水菜汤，一个馒头，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浑身浮肿没力气。李觉组织人员在青海湖捕鳇鱼，在山上打黄羊，在草原种土豆，然后用火车运往北京，改善大家生活。用他的话说叫做“前方援后方”。

　　五是启发大家谦虚谨慎。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最大的美中不足是容易产生骄傲情绪。他就说：“我们大家都不要当演员上镜头啊！”意思是不要表现自己，要谦虚。

　　但是，这位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时就是研究院第一把手的元老，“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了。开始是不停地检查检讨，后来甚至没办法工作，氢弹试验时也找不到他，再后来，人们都说他当上了“八级瓦工”。

　　在“文革”时代，不管哪个单位都有两派，每天打派仗。这时候，李觉表现出了独特的性格和超常的睿智。他有意识地主动当上了“八级瓦工”——就是“高级和稀泥工”。和来和去，还真和出了一些效果。有一次，在李觉和稀泥后，居然有一派对另一派提出：我们先暂停争论，这一段先把科研项目搞出来以后再谈。

　　后来，有人评价说，除了李觉，别人谁也和不了这个稀泥。今天，人们回忆此事，大家都普遍觉出李觉当年的处境是多么困难。在两派之中，他不能带有一点倾向性，即使有自己的观点，也不能流露出来，否则，就会被揪出来打倒。

　　外孙女迎接聂帅归来

　　1967年6月17日上午，氢弹试验成功后，聂荣臻决定随即由核试验现场乘小型运输机返回核试验基地，我们也跟随他回了基地。

　　在核试验现场，每个人可能都会减肥，减的多少取决于他呆的时间长短。因为核试验现场的生活条件相当苦，吃的馒头是砂夹馒头，咬起来能发出清脆的声音；泡出来的茶是苦涩味，因为罗布泊地区的水是苦碱水——多年来，司令员就用这种水泡他的碧螺春，也不知是什么味道；一到傍晚，蚊子追着咬人，每个人头上套着一个网罩，要是不说话，都不知道是谁；还不时在附近听到咯吱、咯吱的声音，那是饿急了的老鼠在啃电缆的外表皮。

　　我们回到核试验基地，还没有来得及好好休息，就接到通知，第二天上午乘聂荣臻的专机回北京。我们立刻紧张起来，马上准备回北京的汇报材料。这颗氢弹爆炸试验的汇报材料可不是那么容易写的，比如氢弹爆炸成功的依据是什么？这次氢弹爆炸的当量是多少梯恩梯当量？依据是什么？这都需要数据来说话。于是我马上搜集现场几位知名专家总结的数据，估算出这确是一颗氢弹爆炸，而且威力在百万吨级梯恩梯当量。

　　6月18日，参加试验的科学家和各部门负责人搭乘聂荣臻的伊尔-18型专机，由新疆核试验基地返回北京。飞机停稳后，第一个走上飞机的“首长”是一个长得又白又胖可爱的小姑娘，原来是聂荣臻的外孙女。聂荣臻看见她，很高兴，亲了亲她。

　　我们参加试验的人员的车队进了北京，只见满街的大标语“我国成功地爆炸了一颗氢弹”、“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看到这些标语，不能不让我想起我在降落伞厂抓新降落伞生产时的情景。这样的标语，实在让人感到具有讽刺的意味。今天，我们希望留住那个时代美好的回忆，而那些荒唐事再也不会在现在发生了！(张开善)

   (转)

起中倭之间的战争，一般人均会想起中华民族死伤三千多万人的抗日战争，令人切齿嗟叹、尽丧北洋水师的甲午海战，十六世纪惨烈的抗倭援朝战争以及忽必烈居心叵测想顺带消灭汉人"新附军"、最终功亏一篑的元朝征倭大战。数次战争，说句实话，代价巨大，败多胜少。特别是距离今日最近的抗倭战争，最后关头，如果没有美国最后两颗原子弹，狂妄叫嚣"一亿玉碎"的倭人不知还要涂炭我中华多少生灵。
  其实，远在一千三百多年前，我们伟大的唐朝先人曾在朝鲜半岛的白江(今韩国锦江)干净利索地打过一个漂亮仗，使得倭寇偃旗披靡、一蹶不振。当时，汉军、新罗联军两万多(汉军一万多，新罗军不到一万)，对倭军、百济联军七万多(倭军五万，百济军两万)，真正以少胜多，重创倭夷，且水陆并胜，焚烧倭军战般四百多艘，四战走捷，倭、百联军不战即降，余则仓惶遁走。而且，与明朝援朝抗倭不同，那次战争明朝主将邓子龙与朝鲜主将李舜臣均壮烈战死；白江之战，唐军主将刘仁轨与新罗王金法敏都精神抖擞，完好无损。倭国国内大震，剩下未被屠杀的残兵败将逃返本岛。心肝胆裂之余，倭人在国内凿三重巨塹以防唐军进攻。
  当时当地，如此赫赫战功，《旧唐书?刘仁轨》传中，却只有短短一百二十三个字："于是(刘)仁师、(刘)仁愿及新罗王金法敏师陆军以进。(刘)仁轨乃别率杜爽、扶余隆率水军及粮船，自熊津江往白江，会陆军同趣周留城。(刘)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日，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扶)余丰脱身而走，获其宝剑。伪王子扶余忠胜、忠志等，率士女及倭众并耽罗国使，一时并降。百济诸城，皆复归顺。"《资治通鉴?唐记十七》基本也是类似的描述，短短数十字。
  即使以现代眼光来看，白江之役不可不谓大胜：又是以少胜多，又是水陆并进，又是"借东风"烧敌船，又是友军配合作战破敌联军，该记载该褒功该宣传的地方多的是。但在唐朝，以及书写新、旧唐书以及《资治通鉴》的五代和宋朝，倭国名气太小，近乎被史臣忽略不计。当时的大将们，也以平高丽、灭突厥、却土蕃、击回鹘等等自耀大功，谁都不会把打败倭人的战绩拿出来显摆。当时的中国人，也没多少知道倭国，估计可能吃过倭瓜。就像今天的美国人，如果对他说美国大兵很狠狠教训了斯威士兰一顿，对方肯定一脸茫然："斯威士兰，哪里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有石油吗？不是斯里兰卡吧？......"一直到数月后在哪个电视小节目上看见娱乐新闻数千美女猛晃豪乳竞当国王新妃，这个美国人才恍然，"哦，斯威士兰是南非一个部落小国啊。"由此可推，美国将士也只会吹牛说"兄弟在二战、韩战、越战的那会儿.....",绝对不会吹嘘他在斯威士兰宰过多少"马猴"--当时的唐朝，乃世界性泱泱帝国，天朝，所以，对白江之战，根本没有什么人太当回事，不过是一次鸡毛蒜皮的小胜利而已。
  盛唐大宋，对倭国真的不甚了了，道听途说，只作如下记载"日本，古倭奴也......国无城郭，联木为栅落，以草茨屋(贫民窟一样的草棚子)。左右小岛五十余，皆自名国，而臣附之(散乱的部落联盟)......其俗多女少男，有文字，尚浮屠法......其俗椎髻，无冠带，跣以行，幅节贯后，贵者冒锦(倭国自古就穷)；妇人衣纯色裙，长腰襦，结发于后(跟高丽学的)。至(隋)炀帝，赐其民锦线冠，饰以金玉(日本在炀帝之前连衣冠都没有，更甭想"衣冠人物"和"道德文章")......"；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直到"遣唐使"一批批来大唐跪拜求学打秋风，中华才对这些矬个子的小人种稍加留意。其中一批贡使来唐，副使仲满(阿倍仲麻吕)"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留京师五十年，好书籍。放归乡，逗留不去。"朝衡就是晁衡，这倭国哥们在天宝十三年忽起思乡之情，想搭乘遣唐使藤原清河的便船 "衣锦还乡"，中途遇风，差点被淹死。诗仙李白以为和自己一块吃过倭瓜并收受过对方一件日本裘皮大衣的矮小哥们喂了王八，三两黄酒下肚，信笔涂鸦，有《哭晁衡卿》一诗："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哭也不是真哭。三天之后，李白本来把矬哥们这"死人"就忘了。过了数月，忽然又惊见此人现身长安诸王公的大宅院酒席间，李白还以为白日见鬼遇诈尸，实实吓了一大跳。不过，诗也不白写，此诗后来被人肉麻地吹捧为"中日友谊史传诵千年的名作"。
  半岛也三国--高丽、百济、新罗与唐朝的关系
  今天的朝鲜半岛，在唐朝初年存有高丽、百济与新罗三个"国家"。其中，高丽名声最大，军力最强，对中央王朝一直是时降时叛，时慕时倨。隋炀帝亡国，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征高丽，致使国内民生凋敝，国力大耗。唐高祖李渊称帝后，对高丽"遣使称臣"并不感冒，对臣下说："高丽虽臣于隋，而终拒炀帝，何臣之为。朕务安人，何必受其臣。"裴矩、温彦博谏劝："辽东本箕子封国，魏晋时故封内，不可不臣。中国与夷狄，犹太阳于列星，不可以降。"话听上去虽有些"沙文主义"味道，也确实有道理。当时的高丽国王，是隋炀帝时一直和帝国叫板的国王高元异母弟高建武。高建武也想察看新帝国虚实，遣使臣献上封域图，表示臣服。唐高祖命人去辽东旧战场，收埋战没隋朝将士尸骨，平毁高丽人夸功耀武的京观。高建武害怕，下令国人"建长城千里，东北首扶余，西南属之海"。 
  后来，高丽内部政变，东部大人盖苏文杀大臣一百多人，并入宫把高丽王高建武也宰掉，"残其尸投诸沟"，立高建武的侄子高藏为傀儡王，自为莫离支(主兵元师)。这位棒子通古斯种群，"貌魁秀，美顺髯，服皆饰以金，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视。"盖苏文每次上下马，国内贵人大臣都争抢伏地，蹶屁股趴在那里给他当"脚垫"。 
  高丽内变，臣下劝太宗讨伐其弑主之罪，"因丧伐人，朕不取也"。太宗挺厚道，下诏 
  拜高藏为辽东郡王。不久，高丽、百济二国联合，大举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乞援。众臣商议，最后李勣力劝征辽。不巧的是，适值辽水泛滥，唐军无功而返。 
  贞观十九年，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率陆军六万，水军四万，又发契丹、奚、新罗等国兵，进击高丽。唐军初进克捷，攻克盖牟城(今辽宁盖平)、沙卑城(今辽宁复县)，并克陷辽东(今辽宁辽阳)坚城。不久，唐军又陷白崖城(今辽阳东)，向安市(今辽宁盖平东北)进发。高丽大将高延寿等人率高丽及靺鞨兵十五万来救援，被唐太宗君臣设计大破。高延寿势屈，悉众投降，膝行匍匐入辕门求请饶命。太宗怒喝："以后还敢和天子交虞吗！"高延寿"惶汗不能对"。
  高丽举国震恐，坚壁清野，向后方紧缩战线。黄城(今辽宁辽阳)、银城(辽宁铁岭)一带顿时空无一人。
  唐军进至安市，此城"地险众悍"，城上高丽兵将见太宗旌旗仪征，竟敢乘城鼓噪示威。太宗大怒。李勣一旁也气愤，劝太宗说，城下之日，尽屠守战男丁。安市城内守兵闻知此讯，"故死战"。
  胶着数日，城不能下，又遇酷寒天气，太宗惜爱将士性命，只得下令班师。其实，安市城是高丽国内一方诸侯，盖苏文执政后也曾派兵攻打，"击之不能下，因与之"。地险，人死战，又遇酷寒，唐军人再多兵再强也无可施展。临行，安市城"屏息偃旗"，城主登城再拜。虽然没有被攻屠，高丽守军也知晓了唐军的勇武。"太宗嘉其守，赐绢百匹"。
  贞观二十二年，太宗本准备集三十万大军，以长孙无忌为大总管，一举击灭高丽。不料，太宗因病崩逝，高丽又逃过一劫。
  高宗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新罗国向唐廷告状，说高丽、百济、靺鞨连兵，攻取新罗三十多城。唐廷下诏劝和，不听。作为帝国仲裁者，唐廷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诏派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等人率兵攻讨。当时，唐朝刚刚生擒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贺鲁，又分西突厥为两部，设昆陵、濛池督护府。北方突厥问题解决，唐朝自然要"料理"朝鲜半岛上窜下跳的高丽和百济。
  围魏救赵，断其一方。唐军并未直接救援新罗，而是集中力量进攻高丽的帮凶百济。百济同高丽一样，"扶余别种也"，当时的国王是扶余义慈。唐军从城山(今山东荣城)渡海，在熊津口大破百济军，又克真都城，击灭百济军主力，"斩首万余级，拨其城"。百济王扶余义慈和太子扶余隆苍惶遁走，逃入北鄙小城躲避，被苏定方唐军团团包围。扶余义慈的次子扶余泰主意大，趁父兄外逃，自立为王，率众固守百济城。扶余义慈的嫡孙扶余文思对左右人讲："现在国王、太子均在，王叔自立为王，即使唐兵退去，我父子也会被王叔杀掉！"惶急之下，扶余文思率左右"随城而出"，城内人见王太孙如此，也纷纷跟随，扶余泰连杀数人也无法阻止。无奈，扶余泰出降，百济都城告陷。很快，唐军又逮捕了百济王扶余义慈父子以及百济豪酋五十八人，全部押送长安。"平其国王部、三十七郡、三百城，户七十六万。"
  唐朝在百济设熊津、马韩等五个都督府，择其酋长管治。同年十月，一行囚俘至京城，"诏释不诛"。扶余义慈也是倒霉蛋，本来此人上孝下亲，很有荣名，有"海东曾子"的时誉。战前，唐高宗还下诏劝谕："......王所兼城宜还之(新罗)，新罗所俘(百济兵士)亦畀还王。不如诏者，任王决战，朕将发契丹诸国，度辽深入。王可思之，无后悔。"百济王总以为唐兵不会轻出，继续当高丽帮凶。殊不料，苏定方诸将一出，百济立时破灭，他自己也被生俘，行数千里地归罪长安。不久，扶余义慈病死，唐廷施恩，赠卫尉卿，并允许其被俘旧臣临丧，"诏葬孙皓、陈叔宝墓左"--此举意味深长，同为降臣，下场也一样，终免横死。
  倭奴自送死--百济的"复国"活动
  灭百济后，唐朝大军振旅而还，留下郎将刘仁愿率数千唐兵留守百济城，并派左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赴任半途，王文度病死，诏以刘仁轨代之。 
  百济王扶余义慈的堂弟扶余福信本来已经降服唐军，待他看到唐军主力回国，萌生贼心，并与一个叫道琛的和尚联手，在周留城聚百济旧民造反。由于百济直系王族基本被一锅端，擒送长安，扶余福信就想到了百济王义慈数年前送往倭国的王子扶余丰。当时朝鲜半岛各国以及倭国等小国常常交换王子为质子，如同春秋战国时的诸侯所为。倭人不自量力，想搅趟浑水讨便宜，就派兵护送扶余丰回百济，准备帮百济"复国"，扩展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当时拍板下主意的倭王是齐明"天皇"，还是个娘们儿。估计是顿遭天谴，不久，这个女王就死掉了，其子继位，号为天智"天皇"--其实是"无智天皇"。继位新"天皇"也迫不急待，快马加鞭把扶余丰送回周留城。
  有了扶余丰这个"幌子"，百济"西部皆应"，纷纷据城造反，支持扶余丰。众军相聚，反而把唐军刘仁愿的留守军团团包围于百济城。
  唐廷下诏，任刘仁轨检校带方刺史，统王文度旧部与新罗军合势救援刘仁愿。唐、新联军一路厮杀战斗，直杀百济城。和尚道琛在熊津江边建两座巨大的兵垒，刘仁轨率众猛攻，百济军不敌，"争梁堕溺者万人"。道琛等人大败之下，退保任孝城。不久，扶余福信与和尚道琛争权，道琛被杀。扶余福信"并其兵马，招诱亡叛，其势益张"。刘仁轨、刘仁愿二人合军后，休整士伍，准备再战。新罗兵掠取大量百济财物后，提前还军。
  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唐军三十五万在大将苏定方率领下，又攻打高丽。平壤城下，又遇大雪酷寒，唐军不得不重演"班师"一幕。高宗下诏给刘仁轨，指示说："平壤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拨军就新罗，共其屯守。若(新罗王)金法敏藉卿等留镇，宜且停彼处；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返国"。
  不仅高宗诏示还军，唐军将士也却想返回老家。天寒地冻冷面泡菜，鬼才想待。
  刘仁轨上表，表示："......主上欲吞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虽敌人又起，而我军备预甚严，宜厉兵秣马，击其不备。战而有胜，士卒自安。如此，则胜利可保，更可永消海外。今平壤之军既回，熊津又拨，则百济余烬，不日复兴。高丽贼寇，亦更猖狂。且今以一城(百济城)之地，居贼中心，如其失脚，即为亡虏。拨入新罗，又是坐客，脱不如意，悔不可追。况(扶余)福信凶暴，残虐过甚，(扶余)丰猜惑，外合内离，势必相图。唯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不可动也。"
  高宗君臣仔细研究，深觉刘仁轨言之有理，便让唐军继续留在百济城坚守。
  唐军并不龟缩于百济城中不敢轻出。刘仁轨先出奇兵，首发制人，率军先端掉扶余福信派人修建的真岘城(今韩国镇岑县)，虽然此城"临江高陆"，唐军连夜奇袭，一举攻破，"遂通新罗运粮之路"。
  另一个好消息传来：果如刘仁轨所料，百济王子扶余丰越来越不能忍受堂叔扶余福信的跋扈，两人火并，扶余福信被杀。全身被剑捅刀劈之时，不知这位大将是否后悔自己召来了作为"掘墓人"的大侄子。
  杀掉扶余福信，扶余丰连忙派使，分往高丽和倭国搬兵。高丽没啥大动静，倭国却迫不急待，他们也效"围魏救赵"之计，派兵数万进击新罗，攻取数城，然后直扑百济旧地。
  唐廷也没大意，急诏右威卫将军孙仁率近一万唐兵从海路乘军船驰援。两军会师百济城，"兵士大振"。也难怪，孙仁唐军不仅带来生力军，又有坚船斗舰，大量补给、辎重也随船而至，难怪唐兵欢天动地。
  唐军诸将议事。有人建议率先进攻当水陆要冲的加林城。
  刘仁轨不同意。"加林城险固，急攻则伤损战士，围守则用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今韩国扶安，位于白江河口上游左岸)。周留城乃贼之巢穴，群凶所聚，除恶务尽，须拨其源。如克周留，则诸城自下"。
  于是，刘仁师、刘仁愿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刘仁轨以及先前降附的百济王子扶余隆率水军，从熊津江出发，水陆并进，直趋白江口，准备合军直捣固周坚城。
  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八月，刘仁轨水军率先行至白江口。很快，倭国水军四百余艘也绵延驶至。宽阔水面上，唐、倭两路水军对峙。
  双方合战。唐军四战皆捷，水陆连胜。虽然唐军军船在数量上占绝对劣势，但隋唐时期我国的造船技术还是非常高超，船壁高而坚，设计精良，日本的兵船与之相较，自然简陋寒酸。当时，倭奴还未从我中华天朝偷师学艺，技术方面落后得很，兵将甲胄质量又不好，唐军箭雨之下，倭兵倭将往往被射得透心凉。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刘仁轨自然通晓"火烧赤壁"之事，倭奴当时还不像唐以后那样精通中华典故、兵书，四百多艘破木船蛆一样挤在一起，被唐军连发火箭，顺风投火，一时间"烟焰涨天，海水皆赤"。烧死呛死外加弃船跳水淹死，一万多倭奴军全都成了水怪沉到白江口水底喂了王八。
  海上大败，百济、倭奴陆军也抗不住唐、新联军的进攻，被杀得人仰马翻。扶余丰脱身而逃，唐军最终是"获其宝剑"，这个"百济王"竟不知所之，人间蒸发了(估计是被杀、淹死或在逃跑途中让自己人干掉。早知如此，当初他还不如留在倭国吃生鱼片呢)。周留城内拒守的百济王室扶余忠胜、扶余忠志兄弟知道大势已去，率城内守军、士女以及未被杀掉的倭奴兵将，"一时并降"。当时，倭人好像还没养成临败自己用刀掏肚子的习惯，一系列小矬个子军将，通通跪伏于泥淖之中，听凭唐军与新罗军发落。五、六万倭奴军，死的死、伤的伤，降的降，跑的跑，终于心悦诚服地挨了中华天朝一顿猛揍。
    "百济诸城，皆复归顺"。就连降而复叛的百济大将黑齿常之等人，也乖乖诣刘仁轨军营投降。黑齿常之后来还成为唐朝得力大将，威振朔方。
  刘仁愿回长安后，高宗向他询问情况，这位大将不专功，说明战役主要指挥者以及表章主拟人均是刘仁轨。高宗"深叹赏之，因超加(刘)仁轨六阶，正授带方州刺史，并赐京城宅一区。"本来，显庆五年高宗征高丽，时为青州刺史的刘仁轨监统水军，因中途遇风失期，到达战场时晚了一天，被削夺官职"以白衣随军自效。"正是因为百济余孽跳梁，倭奴渡海送死，白江口一役，终于成就了刘仁轨一世威名。值得一提的是，刘仁轨乃文官儒将，破百济时已是六十老翁。
  刘仁轨丝毫不敢懈怠。他安抚百济余众，屯田厉兵，积粮抚士，准备下一步进灭高丽的战争。同时，他连上表奏，极言百济之地不可轻弃，"伏惟陛下既得百济，欲取高丽，须外内同心，上下齐备，举无遗策，始可成功......"高宗深纳其言。
  百济亡国，下一个肯定轮到高丽。几年后，权臣盖苏文病死，其诸子争权，长子泉男生为二个弟弟泉男建、泉男产所逐，穷急之下投奔唐朝。在这个"内奸"带路指引下，高宗总
  章元年(公元668年)，唐朝大将李勣为师，一举踏平高丽，终于完成了隋炀帝、唐太宗未竟之业，收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户。唐朝置安东都护府，留大将薛仁贵等二万多唐兵于平壤，高丽终成我天朝治地。可笑的是，类似中国《推背图》的《高丽秘记》中早有"预言"："不及九百年，当有八十大将灭亡"。高氏王族自汉代起据有高丽，一直到灭亡，当时正好恰恰快到九百年，唐军主师李勣时年八十。严丝合缝，预言得中。由于高丽王高藏一直是个傀儡，唐廷赦而不诛，还把他封为司平太常伯，只把负隅顽抗的泉男建流放黔州蛮荒之地，估计傻哥们至死连驴也见不到一个。
  但没过两年，唐军与吐蕃作战失利，先失安西四镇。公元670年至公元676年，安乐都护府两次先后由平壤退撤至辽东。鉴于吐蕃的压力，唐朝在朝鲜半岛的统治逐渐萎缩。677年，唐廷相继撤走高丽和百济旧地上的汉族官员，送原高丽王高藏回国，想扶持这个"傀儡"继续唐朝在当地的影响力。同时，为牵制高藏，唐廷又派泉男生和原百济王子扶余隆驻守辽东附近地区。果然，不久高藏又想"独立"，为扶余隆或泉男生所告，立刻又被擒押回长安。
  本来一直被高丽、百济联军差点灭国的新罗，狗仗人势，借大唐军队平灭两个主要敌手后，狼子野心，开始想独霸朝鲜半岛，并与唐军发生规模不一的军事冲突，同时，新罗不断接纳百济和高丽逃亡兵士，蚕食两国旧地，日渐坐大。
  武则天掌权后，把国内的李唐势力和异己官僚势力视为心腹大患，根本顾不上朝鲜半岛。接二连三，又有契丹、突厥问题相继出现，她就在公元700年(武则天久视元年)下敕："东至高丽国、南至真腊国、西至波斯吐蕃、北至契丹、突厥、靺鞨，并入为蕃，以作为绝域"--完全视高丽旧地为外蕃，再不把其当作唐朝固有境土了。新罗蹦达了数年，出来一个靺鞨族为主的部落在它旁边建立了震国。713年，大祚荣改国名为渤海国，与新罗南北对峙。
  倭奴虽大败，但失败确实是成功他妈。倭人本性就是欺软怕硬，此后一直乖乖当孙子，数百年间不断派使臣(遣唐使等)向天朝偷师学艺，逐渐形成其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乍一看，倭奴国数百年间几乎就是唐朝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翻版模型。直到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中间元朝击倭不算数)，近一千年间倭人未敢和中华天朝叫板。所以，白江口之役，击闷同时又击醒了倭人，福兮祸兮，真不好说。
  倭人在明治维新以前，常以"汉土"、"唐土"、"中国"称呼我们天朝。以后倭奴有了点银子，大了些胆子，就以支那(罗马字母为SINA)音译来称乎天朝。特别是甲午海战以及"七七事变"后，日本政府也一直以此称谓来称呼中国。美国两颗原子弹扔到日本，日本人尿了，没有"玉碎"反而"下跪"，并被盟军勒令禁止蔑称中国为"支那"。时至如今，日本右翼们，比如东京市长石原慎太郎仍称中国为"支那"。据一些专家考据，支那音译原为无贬意，后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才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其实，称呼并无所谓，"日本人"如果从我们中文的字面上解，就是"Fucking myself"，大家也没有谁振臂较真。至于小邦心态，改"汉城"为"鼠尔"者，更是不值一晒(鼠尔，鼠尔，鼠辈安敢尔)。当然，日本首都市长仍称中国为"支那"，我们国人大可遵旧称管这个东邻叫"倭奴"，因为古史上这样记载，它的天皇向天朝上书这样自称，中华皇帝赐它的金印也是如此称呼(日本自己出土的，本来是炫耀它"久远"历史，真假不知)。

军占领武汉以后，急欲打开通向中国大西南的门户--长沙，进而直逼重庆。在一九三九年九月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底这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日军三次进攻长沙，三次均遭失败，总共被国军毙伤达七万多人。

　　第一次长沙保卫战

　　一九三九年九月，日军为巩固武汉占领区，消灭国军第九战区部队主力，由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四个师团、二个支队及海军、航空兵各一部，共十余万人，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进攻长沙。国军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指挥十五个军、一个挺进军，共二十余万人，计划利用山岳江河有利地形，诱敌深入，分散日军，将日军引向江西、湖南的崇山峻岭，断绝日军补给，然后将其包围歼灭。

　　九月十四日，日军的第一○一师团的一○二旅团，与第一○六师团主力，组成东路军开始进攻在江西北部的国军阵地。由于国军有意诱敌深入，因此日军在开始阶段的进攻相当顺利，但就是捕捉不到国军的主力，这越发使得日军急于大胆的进兵。但是，好景不长，当日军进入江西、湖南地形极其复杂的幕阜山地区时，突然遇到国军强烈的抵抗，国军向日军猛烈反攻，并切断了日军的补给线，日军一○六师团顿时阵脚大乱，国军四面合围，第一○六师团差点被围歼，只得全力突围。这时，国军精锐第七十四军在江西北部全面出击，使东路日军更加惊慌失措。面对江西、湖南错综复杂的地形及国军的全力围攻，东路日军损失惨重，与自湖南南下的日军会师合力进攻长沙的计划自然完全破灭了，东路日军开始撤退，退出了日军进攻长沙的战斗序列。

　　东路日军的退出战斗序列，使日军再也无力集中兵力在湖南与国军主力决战，

　　日军的失败已成定局。日军在湖南兵力单薄，加之薛岳部队全力反击，日军正逐步落入国军的合围圈中。冈村宁次见情况紧迫，遂在国军的合围完成之前，下令湖南日军分头撤退。十月十四日，进攻长沙的日军，全部退回进攻前的位置。

第二次长沙保卫战

由于在第一次进攻长沙时日军一个师团差点被围歼，使日军第十一军再也不敢小瞧第九战区了，失去了进攻第九战区的战斗信心。第十一军第二任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于一九四○年将第十一军攻击方向转向国军第五战区，造成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司令官张自忠在南瓜店壮烈殉国。一九四一年三月，园部和一郎在江西发动上高会战失利，日军第三十三、三十四师团损失惨重，园部和一郎被撤职。

　　之后，阿南惟几中将出任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是一个打仗极其凶狠，深受日皇裕仁以及宫内女眷欣赏的将领。新官上任三把火，阿南一上任，便开始打国军第九战区的主意，调集兵力，准备进攻长沙。

　　阿南善于冒险，他抽调了第十一军六成以上的兵力，准备利用日军强大的火力优势，集中兵力于长沙正面，强攻长沙。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军开始攻击大云山的国军，火力空前猛烈，杀气腾腾，直扑长沙外围。国军仍然采取诱敌深入的方法，大军源源不断的开向长沙外围，但并不与日军强力交战，只是尽量将日军引向湖南的崇山峻岭。

　　国军部队一个接着一个的在长沙外围与日军周旋，有力的分散了日军进攻长沙市区的兵力，增加了坚守长沙的时间。加之阿南本来就想歼灭国军主力与长沙外围，因此也乐于被国军牵着鼻子走。日军的第四师团，曾一度攻入长沙市区，日军的第三师团，也曾攻到南方的株州，但在守卫长沙城的国军第七十九军猛烈反击下，日军由于缺乏足够的攻城兵力，始终无法占领整个长沙城。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国军终于抓住了破敌的机会。由于日军第十一军六成以上的兵力被薛岳部队拖在长沙外围，就使第十一军原来的防地兵力空虚。国军第六战区司令官陈诚及时抓住了战机，他发现驻守宜昌的日军第十三师团兵力，只剩下了三分之二，因此决定调集第六战区国军主力，全力强攻宜昌。

　　九月二十六日，国军向宜昌发动猛攻，炮火猛烈，杀生震天，第十三师团长内山英太郎中将见宜昌被国军四面强攻，根本不是仅仅做做样子，因此急向阿南以及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求救。

　　宜昌的战略地位及其重要，它即可以威胁重庆，又切断了两湖粮仓与大后方的联系，同时攻占宜昌是日本天皇裕仁亲自下的作战命令，假如宜昌被国军夺回，第十三师团全军覆没，则对日军的对华作战信心将是极大的打击，阿南的乌纱帽自是不保，同时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也拖不了干系。因此阿南顾不得即将垂手可得的长沙城，在接到司令部无论如何也要保住宜昌的命令后，即下令在湖南的日军立刻全力向宜昌撤退。

　　薛岳及时抓住战机，指挥第二十六军、第七十四军等六个军在长沙外围大举反击，第四军、第二十军、第五十八军也南渡汨罗江，南北夹击，尾追敌军。日军第十一军损失惨重，狼狈逃窜。

　　十月十日，进攻宜昌的国军逼近日军第十三师团司令部，内山亲自督战，司令部的参谋都拿枪参加战斗。到后来，内山签署了向日皇与大本营告别的电报，准备焚烧军旗，率领参谋集体自杀。就在这时，突然雷电交加，大雨倾盆，国军的攻击速度减缓，阿南的援军终于赶到，陈诚被迫撤军，才免遭第十三师团的覆灭。

第三次长沙保卫战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第二十三军，负责进攻香港，日军大本营担心第九战区国军南下支援驻港的英军，因此，命令日军第十一军向第九战区进攻。

　　这次阿南投入的兵力为：第三师团、第六师团、第四十师团以及第九混成旅团。十二月底，日军开始在湖南北部向国军进攻。

　　这次薛岳仍然采用诱敌深入的方法，国军在进行象征性抵抗后，即着手后撤，准备寻找战机。同时，薛岳将重炮兵旅放在岳麓山，建立了可攻击全城的炮兵阵地。为确保彻底击败日军的攻势，蒋介石特命第四、七十三、七十四、九十九军四个军紧急回防第九战区。

　　十二月三十一日，日军第三与第六师团攻入了长沙市区，国军与日军爆发激烈巷战。阿南惟几见部队攻入了长沙城，就抢先报告日军总部，听到消息，日本举国欢腾。不料，国军拚死抵抗，与日军纠缠于肉搏和巷战中，时间一长，日军给养不足，战力不支。这时，岳麓山上国军的重炮大显神威，国军利用重炮可以轰击全城的优势，向攻入长沙的日军进行猛烈的轰击，日军占据哪里，国军的重炮就轰到哪里，炸的日军鬼哭狼嚎。同时其它各路国军将日军的补给线切断，使日军逐步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面对这种境况，日本的举国欢腾便成了一个世界范围的笑话。

　　这时，回防第九战区的国军，已进入长沙外围。一九四二年一月四日，国军开始全线反攻。日军第十一军攻不陷长沙，补给又被切断，后方又被进入长沙外围的国军打击，开始呈现崩溃迹象。

　　但是阿南惟几并没有注意到这种危险情况，反而让部下加紧猛攻。十一军的参谋长木下勇少将，以及全体的参谋这时已发现日军如不立即撤退将全军覆灭。

　　因此集体向阿南惟几提出反对意见，阿南只得下令撤退。这时，国军已经围攻了过来，日军慌不择路，到处找渡河口逃窜，狼狈不堪。日军第十军之第六师团，在溃退中，被国军围住，几乎弹尽粮绝，靠空军的支援及第九混成旅团的帮助，才脱离了危险。

　　三次长沙大捷后，日军第十一军对国军第九战区完全失去了战斗信心，两年多的时间里不敢再对长沙发动任何的攻击。